1992年，歼10战机研发团队遇到起落架反复调试失败的难题。请来的国外专家张口就是1千万美元，还调侃说中国人自己是搞不定的。总设计师宋文骢不服输，他带领团队反复试验，终于造出了适合歼10的起落架，而研发成本却只有28万元人民币左右。1992年，中国的飞机设计师们卡在了一个谁都不愿意提的问题上——起落架。一个看似简单的东西，却成了整架飞机的命门。铁块一次次被砸弯、折断，试验场里响起的那种闷声，就像有人在心口狠狠捶了一拳。人都愣在那儿，谁也不敢开口。有人提议找外国人帮忙，毕竟人家在三代机上早就吃透了。专家来了，态度挺“爽快”，开口要一千万美元，还带着点讥笑：“你们中国人自己是搞不定的。”那神情像极了一个老财主，看着隔壁家小孩摸着空口袋硬撑。话扔下来，空气里带点羞辱的味道。宋文骢坐在会议室里没动，他背挺直，手里的笔扣在纸上。他没急着回话，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只是冷冷盯着桌子。后来他就说了一句话：“我们自己来。”这话一出，意味着没人能退。那会儿条件差得要命，研究所连像样的计算机都没有，几十个年轻人窝在闷热的车间，拿计算尺、铅笔，画图纸画得像在往墙上贴命。六万多张图，汗水滴在纸上，墨迹晕开，又得一遍一遍描。起落架的试车台轰隆作响，金属互相撞击，火星子飞溅。年轻的试验员整夜守在仪器旁，眼皮肿得睁不开，还是不敢眨，生怕错过一个数据。其实没人敢说心里不怕。那种怕，不是怕累，而是怕折腾下去发现真搞不成。可他们还咬着牙，像打井一样，不停地挖，往下挖。几年后，那个靠自己做出来的起落架终于过了关。花了多少钱？二十八万人民币。跟人家一千万美元比起来，像个笑话。但那真是自己攥出来的。六年后，一架灰不溜秋的飞机被推上了成都温江机场的跑道。那天是1998年3月23日，天气并不好，雾气压低。常规飞机全撤走了，整个机场安静得不像话，只有士兵的脚步声窸窣，像催命鼓点。机身上漆都没来得及涂，孤零零印着红色的“001”。雷强站在机头下，手心全是汗。这个飞过美制F-16和法国幻影2000的老飞行员，此刻心跳得像要跳出嗓子眼。第三代机试飞有个魔咒——都摔过。要是摔了，不只是机器没了，命也可能搭上。宋文骢走过去，风吹乱了他的白发，只丢下一句：“飞机准备好了，就看你了。”下午两点二十八分，两发绿色信号弹升空。发动机轰鸣得像撕开空气，机身抬头，飞机掠过跑道，冲进雾里。地面所有人都仰着脖子，呼吸一滞。宋文骢眼睛一眨不眨，整个人绷得像一根弦。十七分钟，漫长得像一辈子。直到降落伞在尾部撑开，飞机稳稳落在跑道上，压在心口的大石头才算掉下。雷强爬出座舱，眼泪糊了脸。他抱住宋文骢，哭得一句话都说不清。那一刻，哭声、笑声、掌声混成一片。宋文骢哽咽着，说：“从今天起，三月二十三日就是我的生日。”但飞机飞起来，不代表一切结束。那些年，研究所的日子穷得可笑。宿舍漏风，科研人员下班后还得自己种粮贴补家用，工资不到两百块。有一次宋文骢还偷偷去摆摊卖面条，心里窝火，却也别无选择。没有条件，他们就用身体去填。夏天，车间闷得喘不过气，大家穿着背心裤衩守在机器旁。冬天，冷得手抖，还是硬把曲线画完。有人撑不住，倒在了岗位上。首飞的总指挥杨宝树，第二年就因病去世；副总工程师许德，癌症缠身，还坚持站在试飞现场，直到彻底倒下；罗阳，在歼-15成功起飞那天，笑着和同事握手，几分钟后捂着胸口倒下。他们的面孔渐渐淡去，留在档案上的只是几行字。可每一次讲起歼-10，心里都明白，那是用命换出来的。2006年，歼-10终于亮相。镜头里它喷着“八一”军徽，第一次正大光明地出现在大众面前。那一刻，它不再是秘密里的孩子，而是真正列装部队的战机。从此，中国空军不再全靠买别人的家伙。那灰扑扑的身影，成为新起点。时间过去这么多年，歼-10早已不再孤单，歼-20、歼-16、运-20一架接一架飞上天空。可回头看，真正让人记得住的，还是那架001的样子，还是那片雾气笼罩的跑道，还是老人与飞行员相拥时的泪水。飞机可以不断更新，型号一个接一个，可那段日子里的倔强、憋屈、咬牙坚持，才是它真正的骨头。起落架撞击试验时的轰响、纸堆里的汗渍、夜里灯下的身影……这一切都还在那里。结尾没有什么总结的必要。只要想起那个春天，成都的雾，跑道尽头的红色数字，还有一个白发老人把生日改到那一天，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