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67军军长在朝鲜离奇去世，彭老总去医院探望，看到遗体的那一刻大惊失色，随后立即下达命令：封锁消息，不准透露李湘死亡一事。朝鲜金城的夏夜，山风裹着硝烟味掠过战壕，李湘把军大衣披在哨兵身上，手指划过地图上标注的“丁字山”。这里刚打退美军的第七次进攻，阵地上的泥土还混着未凝固的血。这位37岁的军长眼里布满血丝，三天没合眼的他，喉结滚动着咽下最后一口炒面，转身对参谋说：“明天去391高地看看，美军最近投的空桶有点不对劲。”那些从天而降的铁皮桶，起初被当成哑弹处理。有战士好奇地撬开一只，里面爬出几只挣扎的苍蝇，翅膀上沾着可疑的黄色粉末。李湘在前沿观察所拿起放大镜，看着卫生员送来的标本，眉头拧成疙瘩——这些昆虫比当地常见的体型更大，在酒精里泡了两天还在蠕动。他当即下令：“所有空桶一律深埋，接触过的人立即消毒。”可他自己却蹲在掩埋现场，亲手丈量桶体尺寸，指尖不慎被铁皮划破，只随意用碘酒抹了抹。三天后，李湘在指挥所向彭老总汇报战况时，突然剧烈咳嗽起来，手帕上溅出的血珠染红了摊开的作战图。“小毛病，上火了。”他笑着把帕子塞进兜里，却没看见彭总皱起的眉头。当晚，他的脸开始浮肿，体温飙升到40度。军医起初诊断为“重感冒”，直到皮肤上出现成片的紫斑，才紧急后送志愿军总部医院。彭老总冲进病房时，消毒水的气味压不住腐败的气息。李湘的遗体已经严重变形，原本合身的军装被肿胀的躯体撑裂，双手呈现出诡异的青黑色。那道被铁皮划破的伤口周围，溃烂的皮肉像被强酸腐蚀过。随行的苏联军医摘下口罩，用俄语急促地说着“烈性传染病”“细菌武器特征”。彭总的指关节捏得发白，猛地转身对警卫员吼：“把所有接触过军长的人隔离！谁敢走漏消息，军法处置！”消息封锁的七天里，金城防线正经历最惨烈的拉锯。67军官兵只知道军长“因病休养”。却在换防时发现，卫生员背着的药箱里多了十箱消毒粉，连吃饭的搪瓷碗都要先用沸水烫三遍。有老兵想起军长曾反复叮嘱“别碰美军投的怪东西”，突然红了眼眶。那些被撬开的铁皮桶，此刻像一个个沉默的陷阱，埋在阵地的各个角落。深夜的作战室，彭总盯着李湘生前最后一份报告，上面用红铅笔圈着“美军空投物携带不明病原体”。他想起一周前，李湘还在电话里笑着说“等打完这仗，带弟兄们回山东吃煎饼”，如今那支握笔的手，已经永远蜷曲。参谋进来时，看见总司令正把脸埋在掌心，军帽滑落露出斑白的鬓角，哽咽声混着窗外的炮声，震得煤油灯轻轻摇晃。封锁令解除的那天，391高地传来捷报——战士们在美军空投区捕获了带菌的老鼠，实验室检测出鼠疫杆菌和霍乱弧菌。这些证据被连夜送往前线，当67军官兵得知军长的真正死因，阵地上爆发了震耳的怒吼。后续的进攻中，没人再躲炮弹，个个抱着炸药包往美军地堡里冲，仿佛要把军长的那份仇一起报了。1952年深秋，国际调查团来到金城，踩着未爆的地雷走进阵地。李湘用过的放大镜还摆在指挥桌，镜片上的血迹早已变黑，旁边压着他未写完的家信：“囡囡要是想爸爸，就看天上的星星，最亮那颗就是爸爸在站岗。”调查团的瑞典医生摘下眼镜，对着显微镜里的病菌样本，在报告上写下：“这是违反日内瓦公约的战争罪行。”彭总在停战协定签订后，特意去了李湘的墓前。墓碑上没有照片，只有“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七军军长李湘之墓”几个字。他蹲下身，把一瓶缴获的美军罐头放在碑前，轻声说：“你看，金城还在咱们手里，那些带菌的桶，再也飞不过来的。”山风掠过墓碑，仿佛有个年轻的声音在应：“老总，咱们赢了。”如今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的展柜里，那只被撬开的铁皮桶静静躺着，旁边的说明牌写着：“1952年美军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实物证据”。阳光透过玻璃照在桶壁的弹痕上，像在诉说那个夏天，一位军长用生命揭开的战争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