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警察厅长助毛主席脱险，68岁请求安排工作，毛主席：同意

在1951年的春末，中南海的菊香书屋里，毛主席正专心致志地伏案工作。这时一封意味深长的信件被秘书递到他的手中。信件的内容看似平常——一位老朋友求助于他，希望能在北京找到一份工作。然而毛主席读到信尾签名时，眉头的紧锁逐渐舒展开来。为何这封信让毛主席破例，而来信人又是何方神圣呢？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1883年刘策成出生在湖南新邵县，自幼钻研《庄子》，被其思想深深吸引，尤其是对其“嫉恶如仇”的态度。日本留学期间，刘策成扩展了自己的知识视野，还加入了旨在推翻封建帝制的同盟会，与孙中山、黄兴等重要革命人物建立了深厚的联系。

归国后刘策成在广西优级师范、湖南第一师范和湖南工业学校等多个教育机构担任教师，后来更是历任邵阳驻省中学校长以及浏阳、衡山、衡阳几个县的县长，其间也曾担任过湖南省警察厅厅长、国大代表等政治职务。

1914年春，作为邵阳驻省中学校长的刘策成，联同国文教员李洞天、学生匡互生，秘密储藏武器弹药，旨在反抗袁世凯的统治并推动革命。不久后他们被湖南督军汤芗铭发现并逮捕。得知此消息的蔡锷立刻向袁世凯和汤芗铭斡旋，请求宽免，最终刘策成虽然受尽折磨，但免于死刑，并于1915年被释放。

释放当日，门外迎接他的除了家人，还有十余位曾受其影响的学生和同道。蔡锷对刘策成赞赏有加，曾评价他说：“身陷囹圄，心却与天地同阔，终日思考反帝的大业，具有坚不可摧的爱国情操。”

湖南第一师范

释放后刘策成重返教育界，在邵阳驻省中学复职，并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历史，毛主席便是他的学生之一。他的教学深入浅出，能将复杂的历史事件简明扼要地讲解，深得学生爱戴，被誉为“活历史”。

在1918年的湖南，毛主席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包括萧子升和蔡和森，共同成立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这标志着毛主席革命活动的一个新起点。那一年毛主席完成了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业，并搬到北京，开始了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助理工作。

北京之行为毛主席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有幸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革命先驱交流，深受其思想影响。在那里毛主席广泛阅读，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毛主席

1920年返回湖南后的毛主席发起并组织了本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此外他还启动了一个旨在教育和启蒙当地青年的文化书社，由他的同学易礼容担任经理。文化书社的创建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最初的资金，来自湘雅医科学校的赵运文，他借出了20元，这成为了文化书社的种子资金。毛主席随后与新民学会的成员以及当地教育界人士进行协商，通过集资的方式，最终筹集了519元，这为书社的启动提供了坚实的财务基础。

文化书社的初期藏书量有限，仅有不到200种书目和几十种杂志、报纸，但这些都是传播新思想的重要工具。为了进一步扩大书籍资源，毛主席想到了自己的恩师刘策成，他给刘策成写信，表达了当前的困难和对书社未来的期望。

蒋介石

刘策成对于支持这样一项有益于社会和青年的事业毫不犹豫。他捐出了300元银洋作为资金支持，还积极鼓励毛主席继续这项伟大的事业。在刘策成的帮助下，文化书社的业务迅速扩展，到了1921年，书社已与省内外六七十个书报销售点建立了业务联系。

刘策成也在政治舞台上有了新的角色，在辞去湖南第一师范的教职后，他投身政治，担任过浏阳、衡山两地的县长。在这段充满挑战的时期，刘策成以其清廉、务实的工作作风，赢得了人民的广泛尊敬和爱戴。

在任期间刘策成撰写了《如何做好一位模范县长》一文，强调改革官场，提倡清廉，严惩贪腐。在衡山离任时，民众甚至创作了赞歌：“刘县长清如水，衡山青更深。”这反映了刘策成在民间的高度声望和人们对他工作的认可。

1918年3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第八班合影，四排右二为毛主席

1923年的一天刘策成作为湖南省警察厅厅长，突然接到紧急通知：毛主席由于其犀利的文章直接挑战了军阀赵恒惕的权威，使得赵恒惕极为愤怒，决定铲除这一刺激。毛主席的文字锋利无比，直指赵恒惕的压迫和腐败，让其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

赵恒惕因长期的反革命行为而恶名昭著，这一次他决定亲自下令给刘策成，要求迅速动用警力，实施对长沙的全面封锁，并将毛主席捕获，以此发泄他的私愤。面对来自上级的严命，刘策成虽身处其系统，却仍保留着对革命的忠诚与同情。

他迅速召集自己信任的副手王建屏，密谈对策。刘策成给出的第一条指令是表面遵从赵恒惕的命令，即组织警力对长沙进行严密封锁，表面上展示他的忠诚与执行力。然而，他的第二个指令是秘密行动，即在实际行动开始前，由王建屏暗中派信到毛主席，通知他立即离开长沙，从而在赵恒惕的眼皮底下将毛主席安全转移。

《庄子集解内篇补正》

王建屏执行了刘策成的双重命令，一面按照赵恒惕的指示在城中设置检查点，加强巡逻，另一面则秘密派遣可靠的联络人前往毛主席的住处，以最高的机密级别传递逃离的消息。毛主席接到消息后得以利用这一窗口期，成功脱离险境，而王建屏也通过他的表面行动，有效地混淆了赵恒惕，使他无法怪罪刘策成处理不力。

刘策成不只一次地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革命同志免受迫害。在赵恒惕的统治下，许多革命人士被捕入狱。在他们最为困难的时刻，刘策成利用自己在警察系统中的影响力，确保这些被关押的革命者不受到虐待。他还曾通过私下交涉，成功为那些未被严重指控的革命者争取到释放的机会。

周总理

1937年，当徐特立从延安回到湖南担任地区代表时，曾与刘策成有过一次深刻的交流。在那次会面中，徐特立背诵了毛主席专门为刘策成写的一封祝寿信，信中表达了深深的敬意，还回忆了他们在长沙共同经历的岁月。听完之后，刘策成被深深触动，情感澎湃。

到了1939年，国共两党在南岳山区共同组织了一次游击战术训练班，以增强抗日战争的实战能力。4月份，周总理作为高级领导干部，顺路对训练班进行了视察。得知这一消息后，刘策成特地前往南岳，以表达对周总理的敬意和支持。周总理在会面中转达了毛主席的问候与敬意，提到毛主席常忆及他们在长沙的日子，并嘱托刘策成积极参与抗日宣传，并关照其健康。

赵恒惕

在抗战全面爆发的背景下，国民政府试图利用刘策成在湖南的影响力，聘请他为国民大会代表，意图借他的声望为自己的政权加分。尽管接受了这一职位，刘策成并未完全臣服于蒋介石的命令。他不止一次地向蒋介石递交请愿书，催促其实行孙中山的民主和抗日的政策，并建议停止内战，与共产党合作。

由于反复的建议和请愿，刘策成逐渐失宠于蒋介石，多次请求会面均被拒绝。经历了这一系列政治挫折后，刘策成逐渐对国民政府表面的民主失望，最终决定回归学术，退回到湖南省立工业专科学校担任教授。在那里他投入大量时间研究并撰写《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一书，淡出了政治舞台，专注于学术研究，直到晚年。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全国上下沉浸在空前的喜悦中。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站起来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此言一出，象征着国家新的起点。

开国大典之中的毛主席

然而对于刘策成来说，这一刻的兴奋背后夹杂着不小的忧虑。毕竟他曾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高职，包括一段时间的厅长，这份履历让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经过深思熟虑，刘策成决定写信给毛主席，寻求指导。他在信中提到了两件事：一是询问如何处理自己在国民政府任职期间获得的财产；二是表达了自己希望能为新中国贡献余力的愿望，希望能在北京文史馆找到一个工作职位。尽管第一个问题对刘策成而言并不是非解不可的困扰，但他提出这个问题，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引出第二个问题——一个关于他老年生活及贡献的问题。

文化书社旧址

毛主席收到刘策成的信后，心情复杂。虽然一向不鼓励通过私人关系求职，但考虑到刘策成的特殊背景和为革命作出的贡献，他决定破例帮助。毛主席的回信简洁明了，既指示刘策成将所有家庭土地财产交给农会处理，也提到了关于工作的安排：“关于你要工作的问题，不需亲自来京，我已与湖南的同志们联系，你直接前往长沙与省长程潜联系即可。”

毛主席的回信中“不需来京找我”的表述，虽然在字面上看似疏远，实则是在规范和正常化官员聘用流程，确保一切按规矩办事，而不是走后门。刘策成接到回信后，感受到了毛主席对自己的关怀，同时也留下了一丝遗憾，因为他忘记了将自己新完成的学术著作《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一并寄出，以供毛主席审阅。

不过事情并未如刘策成所愿那般顺利发展。尽管他多次尝试联系长沙的文史馆，希望能尽快得到工作上的安排，但时间一拖再拖，回复迟迟未到。时间的流逝让刘策成感到焦虑，毕竟年岁已高，他感觉自己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