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 年，傅雷夫妇去世，骨灰却无人敢认领，一位女子挺身冒险领回。多年后傅雷之子携厚礼致谢，她那番出人意料的 “回报” 请求，颠覆了所有人的想象。 时间倒回 1966 年，27 岁的女中毕业生江小燕，从钢琴老师那儿得知了傅雷夫妇离世的噩耗，这位她无比敬仰的翻译家骤然逝去，让她瞬间陷入巨大的悲痛。 搁那会儿，自杀者被当成 “自绝于人民”，骨灰别说妥善安放了，连保留下来的资格都没有。 江小燕心里又痛又堵得慌：她翻到磨边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傅雷译的，那可是她精神世界的根啊。 现在筑根的人没了，连最后一点尘埃都要被抹掉，她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 她专程找到照顾过傅雷一家的保姆周菊娣核实消息，确认无误后，赶紧戴上口罩直奔万国殡仪馆，对着工作人员谎称自己是傅雷的 “干女儿”。 真正的亲人哪敢露面？大儿子傅聪远在英国，早被安上了 “叛国” 的罪名；小儿子傅敏在北京劳动改造，自身都难保。 她兜里总共就几块钱，连个像样的骨灰盒都买不起，没办法，只能用化名给傅雷的内兄朱人秀写了封信，求他帮衬一把。 总算凑够了钱，她买了个最便宜的木盒当骨灰盒，悄悄把傅雷夫妇的骨灰安葬在永安公墓，登记名字时，她写的是傅雷的别号“傅怒安”。 回家后，父亲跟她说：“做人，要对得起良心。” 这句话，成了她后来扛住一切的底气。 可良心的账单，太重了。她怀着为傅雷洗冤的坚定决心，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还附上了傅雷 “爱国的罪人” 这句饱含冤屈的遗言。 信被截了，她被抓进派出所审了三天三夜，公安拍着桌子吼，问她和 “反革命分子” 啥关系。 她咬着牙不吭声，她知道，一认，麻烦就更大了。既然查不出所谓的 “政治背景”，只能把她放了，可这一遭下来，她糊纸盒的工作丢了，只能靠抄乐谱勉强糊口。街道干部天天上门查户口，邻居看她的眼神都带着警惕。 这代价太沉重了，直接断了她做个普通女人的路，就因为那洗不掉的 “政治问题”，三十多岁了都没人敢给她介绍对象，最后一辈子都没嫁。 其实早在 1958 年，她就因为不肯 “揭发” 老师，背上 “立场不稳” 的鉴定，连大学都没考上。说白了，她这辈子都在为自己的 “倔” 买单。 直到 1979 年，《解放日报》登了傅雷平反的消息。江小燕紧紧攥着那张报纸，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哭得像个泪人，那晚，她破例喝了足足半斤黄酒。 傅聪、傅敏兄弟一直在找她，找到时想用钱弥补，才发现这苦难哪是钱能还清的。江小燕坚决拒了：“当年做这事就没图啥。” 她只要了傅聪音乐会的门票。那天特意穿了件新的确良衬衫，安安静静待在文化广场最后一排。当年她守着那股精神的源头，现在就想亲眼瞧瞧，这精神的河水还流不流。 音乐会一结束，她没去后台受谢，悄悄走了，第二天默默取走寄存的布包。仪式完了，她回了自己的平静日子。 晚年的江小燕，一个人住上海远郊 15 平米的亭子间。屋里养着盆仙人掌，墙上挂着幅褪色书法，写着 “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这话，正是傅雷译的。 她用一辈子，还清了和这句箴言之间的那笔良心债。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