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永州，一名男子的妻子在工厂上班时突感不适，回家休息后不幸离世。悲痛之余，一位同村村民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声称只要把尸体运到公司大门口闹一闹，就能认定工亡拿到赔偿。男子照做了，最终的确得到了赔偿，可故事并没有结束。村民反过来索要五万元“支招费”，男子不给，最后闹上法庭，结果让人意想不到。 事情发生在2023年。李某的妻子在工厂上班时身体不适，请假回家，本以为休息一下就能缓过来，却在次日凌晨不幸去世。噩耗传出，村里人纷纷过来帮忙。就在这个时候，同村的唐某走上前，拍着胸脯说，他有办法帮李某争取工亡赔偿。唐某提出的条件很简单：等拿到赔偿款之后，李某必须分给他五万元。 在悲痛与迷茫之中，李某选择相信了唐某。当场先给了他一万四千元。之后，他按照唐某的说法，把妻子的尸体运到工厂门口，拉起横幅，用这种方式施压。随后，李某又请了律师，通过劳动仲裁，最终成功认定工亡，拿到了赔偿。 拿到赔偿的那一刻，李某心里百感交集。他知道唐某所谓的“支招”，不过是个偏方，真正让结果落实的是律师和仲裁程序。但唐某却不这么认为。他认定是自己帮了大忙，于是跑来索要约定好的五万元。 李某拒绝了。他只承认之前给过的一万四千元，其余的一分不肯再出。理由很简单：唐某不过动了动嘴皮子，说白了就是“出点馊主意”，怎么能拿走这么大一笔钱？两人吵得不可开交，唐某一怒之下，把李某告上法庭。 事情到了法庭，焦点在于两人之间的口头约定是否有效。表面上看，唐某和李某之间确实存在合同关系。《民法典》第469条明确规定，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口头等形式，只要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就算成立。按照这一点，唐某并非全无依据。 但关键在于合同内容。法律规定，合同的效力必须以合法为前提。违背公序良俗，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即使双方自愿，也属于无效合同。这就是问题的根源。唐某教唆李某“停尸闹事”，扰乱企业秩序，实际上触碰了法律底线。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扰乱企业、机关秩序的行为，严重时可处拘留罚款。这样的“支招”，明显不合法。 再看《民法典》第153条，民事法律行为如果违背公序良俗，无效。所谓公序良俗，就是社会普遍认可的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是民事行为的底线。唐某收钱的目的，正是建立在违法和不当行为之上。这样的约定，自然不能受到法律支持。 一审法院起初认为，唐某和李某的约定虽属口头合同，但系双方真实意思，具有约束力。不过考虑到金额过高，只判令李某再补一万元，加上之前给的，共2.4万元。李某不服，继续上诉。 二审法院则直接否定了这一约定的效力。理由很清楚：唐某所谓“支招”，核心就是违法行为，与公序良俗相悖，合同无效。最终，二审判决驳回唐某的全部诉求，李某不再需要支付剩余款项。 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一结果并不意外。首先，合同自由不是绝对自由，法律给合同划了一条“红线”，一旦越界，合同再清晰也没用。其次，违法行为不会受到保护。唐某如果真的帮忙提供证据，走正规法律途径，还可能有劳动报酬的说法。但他鼓动的是“停尸闹事”，这样得来的所谓帮助，本身就不具备任何合法性。 案件背后，折射出几个值得警醒的社会现象。第一，很多普通人法律意识淡薄。李某在亲人去世的打击中，缺乏对工亡认定的了解，才会被所谓的“支招”牵着走。第二，信息不对称滋生了机会主义。有些人利用别人对法律的无知，抛出看似“有用”的办法，从中牟利。第三，极端维权手段不仅违法，还可能让受害者陷入新的麻烦。真正能保障权益的，还是法律程序。 如果没有唐某，李某照样能通过仲裁认定工亡，只是会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唐某所谓的“偏方”，除了扰乱秩序之外，价值微乎其微。 这起案件提醒我们，合同并非只要有约定就一定生效，违法与违背公序良俗的协议，法律从来不保护。唐某以为可以轻松拿钱，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李某通过正规途径获得赔偿，这才是真正被法律认可的维权方式。 最终的判决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任何人想靠违法行为牟利，都不会得到法律支持。正当的维权，才是唯一能走得通的路。 社会需要规则来维系，而法律就是最坚固的防线。无论是村民之间的小事，还是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大事，都必须在法律框架下解决。偏门的路，看似省事，实则是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