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国抗战胜利80周年前夕，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跑到日本，恭恭敬敬的接受了一枚勋章。   就在中国抗战胜利80周年前夕，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专程飞往日本，从首相石破茂手中接过了那枚金光闪闪的“旭日大绶章”。   授勋仪式被包装成纪念新日建交60周年的友好互动，石破茂笑容满面地将勋章佩戴在李显龙胸前，而此刻东亚上空还弥漫着未散的历史硝烟。   李显龙此行名义上是参加大阪世博会新加坡国家馆活动，但真正引发关注的却是他与日本高层的密切互动。   这枚“旭日大绶章”并非普通荣誉，它是日本政府授予外国政要的最高级别勋章之一，其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   就在授勋前一周，日本国内刚上演完一场历史认知的“变形记”，8月15日东京武道馆的投降纪念仪式上，首相石破茂在致辞中时隔13年重提“反省”二字，却巧妙偷换概念，他声称反省的是“日本走向战争的过程”，而非对亚洲国家的侵略暴行。   当天，农林水产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二战甲级战犯，自民党高层及右翼议员团体更是集体“拜鬼”，仿佛在向亚洲邻国示威。   更早的8月9日长崎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石破茂的演说通篇渲染日本作为“战争受害者”的悲情，对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加害事实避而不谈。   耐人寻味的是，李显龙家族与日本的政治纽带，恰恰映照出新加坡对日态度的微妙光谱。   2000年代担任副总理期间，李显龙曾公开要求日本正视战争历史，直言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亚洲国家强烈反对，批评日本“没有成功处理好战争态度问题”。   2022年5月访日时，他仍在“亚洲的未来”国际会议上呼吁日本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强调这是参与区域和平建设的前提。   然而三年后的今天，当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突破8万亿日元、甚至首次向澳大利亚出口“最上”级护卫舰时，新加坡领导人却选择在日本投降纪念周佩戴上象征友谊的旭日勋章，其间信号耐人寻味。   那枚悬挂在李显龙胸前的旭日章，在东京的阳光下折射出多重隐喻，对日本而言，授勋是历史修正主义外交的精致道具，通过表彰亲日政要来消解战争罪责的沉重。   对新加坡来说，这既是小国在大国博弈中寻求生存空间的现实选择，也暗含对日本技术与投资的路径依赖。   石破茂为李显龙授勋，他身后的是拒绝承认“慰安妇”罪行的教科书，是删减南京大屠杀资料的原子弹爆炸纪念馆，是加速武装的“最上”级护卫舰。   或许李显龙应该再看一眼勋章上的旭日纹章，那与当年日军军旗上灼烧过亚洲大地的太阳，本是同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