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国民党师长王晏清起义前，给自己的舅舅邓昊明打了一通电话，询问我党的电台呼号。此时，地下党陆平正在邓昊明家，听到此事大吃一惊：“赶紧撤离！” 1949年春天，南京的雨比往年少。 风一阵阵地往下灌，把长江边的柳絮吹得飘在半空，像不肯落地的信号弹。 那些住在总统府边上的人还在打麻将，听小曲，烧香拜佛，有的则在清点仓库，盘算盘子，留意着门外的动静。 可没人知道，那座“守得死死”的南京，正在从内部，慢慢松动。 陈修良三年前就进了这城，一进来就做好了上雨花台的准备。没穿军装，也没带武器，只穿了一身旧旗袍，挽了个整齐的发髻，说话带着点南方口音，看着就像个没人注意的中年妇人。 刚开始，她当保姆，每天起早下市、洗衣烧饭，一路小跑得让人心疼。 后来又换了身份，当“张太太”，开了个铺子，甩手不管生意，整日搓麻将、串门、打听事。 谁也没想到，这个常在街口卖莲藕的女人，是共产党派来的市委书记。 特务眼皮子底下，她躲了三年。 白天若是出门，必戴墨镜，连路边卖花的小贩都认得她，说这位太太走路脚步轻，眼神重，不像是来买花的。 她的情报，大多是从牌桌上打听来的。 有次，一位军官喝高了，说了句“下个月调兵到江边”，陈修良笑着帮他续茶，心里却已经记下了地名和时间。 三年里，她慢慢把情报线织开，从街口的小报摊，一直织进了国民党的海陆空。 密码本是个意外。 那天她去看市委委员方休，他家小房间住着妻弟，是个在军队里写公文的。 人走得匆忙，公文包没锁。陈修良打开一看，里面赫然躺着一本密码本。 她没慌，找人连夜抄写，三个小时后原封不动地放回去，连褶子都没压深。那本密码本后来传到上级，被视作头等功。 可她想要的不是功劳，是让南京这城，少死点人。 那几年，南京城的天已经裂了几道缝。 空军那边最先出事。 一个名叫俞渤的飞行员，带着几个兄弟偷偷开了一架B-24起义，本想炸总统府，结果炸偏了，落到石家庄，半路还被风吹乱了航向。 虽然没炸成目标，但那一下子，把国民党的心气炸没了。 “重庆号”是后来起义的，一艘巡洋舰，官兵自发起义，把船直接开到了解放区。 当时有官员说这叫“水线断裂”，意思是上边还在撑，底下的水已经往外渗了。 可最要命的，不在海上，也不在天上，在脚下。 第97师，号称“御林军”，专门守总统府、交通枢纽和司令部。 师长王晏清是黄埔出身，管着几千人，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人之一。 他那时没明说想起义，但有点反常——总是叹气，不爱说话，在作战会议上也开始冷场。 有一回，他舅舅邓昊明约他吃饭，问他是不是累了，王晏清只说，“打这些仗，有什么意思？” 陈修良听说这事后，立马找人去接触他。 不是硬碰，而是慢磨，派了沙文威去见，说的是朋友聚会、喝茶聊天，慢慢地把话题引到前线。王晏清那时候已经动心了，说不想打内战，不想做炮灰。 他还说，自己本可以一个人逃走，但陈修良却拦下了他，说：“一个人走，南京照炸。你要真不想打，就把这城给保下来。” 他答应了。 那天晚上他回师部，抽了整整两包香烟，写了一份起义计划，藏在枕头底下。 第二天一早，他打了一个电话，拨通了第三野战军的外线，想问清楚我党的电台呼号。他已经有密码了，但呼号没有。 他怕临战失联，就想核实一下。 可电话是通过军部总机的，那地方，全是特务。 电话那头响起时，陆平刚好在邓昊明家喝茶。电话一接通，屋里安静得能听见风吹窗纸的声音。王晏清在电话里说：“电台呼号是哪个？”语气还压得低低的。 陆平脸色一下变了。他抬头看了邓昊明一眼，说：“走吧，我们得赶紧撤。” 那通电话，就像一只湿火柴，点不着，却冒了烟。 特务很快查到通话记录，卫戍司令部把王晏清叫去，说是“了解情况”，其实是准备关他。 他没慌，只说：“我随叫随到，不跑。”那边人看他态度软，又碍于他的身份和背景，没立刻动手。 他回到驻地，夜里翻身起床，打开那份藏在枕头下的纸。 他知道，已经来不及等了。 天快亮时，他叫醒几百名亲信，轻声说：“我们走。” 部队从南京出发，悄悄渡江。 他没带全师，只带了最能信的几百人。但他带上了江防图、城防布置，还有地雷点和交通节点的情报。这些东西，后来的35军在攻城时，一样不少地用上了。 有意思的是，陈士渠后来跟人聊天，说当时原本准备炮轰中华门的，重炮已经架好，火控图纸也画完。 情报一来，他们立马改了方案，把炮阵地撤了。 他说：“不然，那一炮下去，整座门楼都炸没了。” 陈修良听说后，轻轻笑了一下，说：“当年我就住在中华门边上，差点一炮打到我脑袋上。” 4月23日，南京解放。 部队进城时，没放一枪一炮。 总统府的窗帘还在，街头的梧桐叶没掉，老百姓站在阳台上看着解放军列队走过，有人掉了眼泪，有人扔下鞭炮，还有人跑到街上递水、递馒头。 陈修良穿着那件旧旗袍，也走进了城，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