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遵义，男子不满妻子提离婚，把她捆在家里夺走手机，扬言要杀了她，女子找机会逃跑后，男子找到她，突然变卦说自己同意离婚了，2人签完协议进入冷静期，没成想，就在女子以为男子想开了时，男子却偷偷带走俩孩子，带他们吃东西玩耍，并说是“最后的狂欢”，女子一看不对劲，连忙报警，可10岁儿子和7岁女儿还是被毒杀了…

8月19号，大风新闻报道，黄云万万没想到，丈夫刘某杰竟会如此狠心，对他们的2个孩子痛下杀手。

2014年，她在广州打工，和同样从贵州来的刘某杰相识结婚，恋爱期间，她觉得对方哪哪都好，谁知婚后，刘某杰就原形毕露了。

她发现丈夫特别不上进，整天不务正业，因为沉迷赌 博，经常以投资、买房为由四处借钱，每次都赔得血本无归，欠了一屁股债。

而且，刘某杰外出打工时，哪怕挣到钱了，也说没钱，频繁管她要生活费。

2024年5月，为让两个孩子在贵州上学，黄云自己回到老家县城里租房，做起了网络主播，每个月能挣4-5千元，勉强养活俩孩子。

而刘某杰呢，不仅不给她和孩子经济上的支撑，反倒还老伸手管她要钱，俩人因为这些事动不动就吵架，早把感情吵没了。

到了5月17号，黄云觉得和丈夫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就向刚回到贵州的刘某杰提出了离婚。

没想到，刘某杰听后大发雷霆，直接把她捆绑在家里，抢走身份证和手机，不让她出门也不让她和外界联系。

到了第二天凌晨，她趁机逃出，向弟弟黄某求助。

当晚刘某杰从外面回来，发现妻子逃跑后，竟报了警，谎称妻子离家出走，请求警方帮助寻找。

后来，刘某杰找到黄云，突然变了主意，说我同意跟你离婚，俩人签完离婚协议，开始了30天的离婚冷静期。

黄云原以为刘某杰想开了，谁知，刘某杰竟又在5月21号把她捆绑在家里，出门前还撂下狠话，说我要去买瓶敌敌畏，毒死你。

黄云听后害怕极了，她再次想法设法逃出门，直奔派出所报案，哭诉被丈夫捆绑并拿农药威胁。

过了3个小时，得知这件事的弟弟黄某再次拨打110报案，说我姐被丈夫打得浑身是伤，他还买了敌敌畏，说要杀了她！

然而，两次报警还是没能阻止悲剧，刘某杰竟把手伸向了自己的亲生骨肉。

当晚10点左右，刘某杰在社交平台发了个视频，画面里，2个孩子吃饭玩耍，很是开心，可刘某杰却配文称，这是“最后的狂欢”。

仅4个小时后，刘某杰就在家人群里发了封遗书。

遗书中他写到：当你看到这条消息，我们一家三口已经在另一个世界等你了，我们不拖累你，我们成全你。

他还在遗书中表示，自己2016年是曾打过妻子，但后来再无家暴，反而是妻子一直出轨。

过了会，他又单独私信弟弟黄某，让转告黄云，替俩娃儿收尸。

5月22号凌晨2点，黄某收到刘某杰的遗书和死亡威胁后，立马报警并联系双方父母。

只可惜，当警方和家属赶到出租屋时，2个孩子已中毒，尽管紧急送医，还是抢救无效死亡。

刘某杰本人则服毒自杀未遂，被送往医院抢救，后脱离了生命危险。

那么，从法律角度，怎么看待刘某杰的行为？他又将面临怎样的惩罚？

《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刘某杰主观上具有直接故意，通过给子女喂食农药的方式实施杀人行为，客观上导致两名未成年子女死亡，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刘某杰作为被害人的亲生父亲，利用监护职责实施杀害行为，且针对无自救能力的未成年人，社会危害性极大。

他在作案后自杀未遂，不影响对其故意杀人罪的认定，但可能作为量刑时的参考情节，如是否具有悔罪表现。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对“杀害特定关系人”，如直系亲属，且手段残忍的案件，通常会被认定为“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可能判处死刑。

本案中，刘某杰的行为符合这一情形。

《反家庭暴力法》第23条规定：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32条规定：人民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后，应当送达申请人、被申请人、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有关组织。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执行，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应当协助执行。

黄云在5月18日至5月21日期间三次报警，明确面临刘某杰的暴力威胁和农药威胁，符合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定条件。

但现有信息显示，帽子叔叔未依据《反家庭暴力法》启动保护令程序，导致刘某杰在冷静期内继续实施暴力行为。

离婚冷静期制度与反家暴法存在冲突风险。本案暴露出，在冷静期内，如果一方存在持续家暴或自杀倾向，仅依赖“调解”而未启动保护令，可能导致受害人权益无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