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庄世平去世，董建华、李嘉诚亲自扶灵，上百人追随灵车送葬 “2007年6月8日清晨，殡仪馆外人潮拥挤。”有人轻声提醒，“别挤，庄老喜欢安静。”一句平和的嘱托，为这场罕见的送别揭开了序幕。灵柩缓缓抬出时，董建华与李嘉诚站到最前，两人默契地点头，亲自扶灵。名流云集，普通市民同样涌入街角，百余人一路步随。香港历来见惯繁华，却极少为谁停下脚步，庄世平算一个。 消息传遍港岛时，不少报纸干脆把头版让了出来。原因简单：他是金融家，更是爱国侨领。只是，对许多年轻人而言，“南洋商业银行创办人”这串冰冷字句无法传递当年惊心动魄。要读懂葬礼背后的重量，得把镜头拉回九十多年前的广东汕头。 1911年，清廷余晖犹在，汕头却已商贸繁盛。庄家经营米行，仓库堆满長粮。他七岁入学，家境优渥，却早早目睹贫富落差。“家里门口一条街，晨钟暮鼓两重天。”他后来回忆，这句话让他对钱有了最初的警觉——钱用得好能救命，用不好是灾祸。 求学之路南北打转。厦门的雨，上海的霓虹，北平的胡同，都在他的行囊里。1930年，他考入中国大学经济系。课堂教科书讲金本位，他却爱往城郊跑，看旧军阀收“厘捐”，看平民因通货膨胀彻夜排队。纸面知识与街头现实冲撞，让他认定：救国离不开金融秩序。 原本计划赴苏联深造，谁料一场急病耽误了邮轮。命运的推手把他抛向东南亚。泰国、新加坡、马来亚的炎热空气中，他先是教书糊口，转身又成抗日宣传骨干。日军飞机轰炸曼谷时，他组织华侨募捐，把药品、汽油一车车往滇缅公路送。有人问他值不值，“值，国在，人就在。”他说得干脆。 1941年泰国沦陷，黑名单排到他头上。逃亡半年，辗转重庆。战火逼人，他仍惦记开公司。与苏联进出口社签合同，成立“东兴行”，外表做橡胶买卖，里层是地下交通站。郭沫若等文化人撤离途中，全靠他出面安置。那段时间，他常把文件藏在油桶底下，微微一晃，纸张碰铁皮声清脆，成了他独有的暗号。 抗战胜利，解放战争又起。国民党盯上他的泰国、马来分行，以偷税漏税名义查封。生死一线，他钻进仓库吊顶躲过搜捕。东南亚渠道断了，他南下香港。华南分局见他来，只丢下一句：“把钱流进正路。”任务不明，却胜过千言万语。 1949年春，北平入城仪式宏大，南方仍被金圆券折腾得天翻地覆。庄世平暗地购入一套德国产印钞设备，拆解成上百个零件，混在机器零配件里运进解放区。短短几周，“南方券”投放市场，金圆券节节败退，广州商号终于敢把米面拉上柜台。提起此事，他只淡淡一句：“打仗要枪，稳民心要票子。” 金融战初胜，他旋即向组织申请在香港设行。批准电文不足五十字，他却拿着这张薄纸飞奔码头。1950年2月，南洋商业银行挂牌，港岛第一面五星红旗迎风高悬。两周内，存款由一万美元膨胀到五百余万港币。传播最广的段子是：存户排队到门外，旁边汇丰的柜员探头偷看，啧啧称奇。 澳门业务紧随其后。南通银行开门那天，他没剪彩，也没摆花篮，只在柜台放了一张《人民日报》。港澳商人看罢，心领神会。两个法人实体，成为新中国最早的离岸窗口。之后二十多年，他在明处当董事长，在暗处充当连结海内外资金的纽带。越战、汇兑、侨款，哪条线紧，他就盯哪条。 1979年，吴南生到汕头调研。特区概念雏形尚未定稿，资料奇缺。半夜电话打到香港，“老庄，我缺方案。”话声急促。庄世平放下话筒翻箱倒柜，把自己十多年积攒的“出口加工区”文件捆成厚厚一沓，翌日便被快船送往蛇口。几个月后，汕头、厦门、深圳、珠海四点成线，特区轮廓浮现。他一句“钱就在脚下”，让卖地生财思路横空出世，左右了此后数十年的地方财政模式。 说他富，可他住银行宿舍，手表老旧，套鞋磨破。手握巨额股权，却常搭叮叮车上下班。子女六个，全塞回内地求学。大儿子1960年偷偷返回香港，靠送货糊口。有人嘀咕“你爸那么有钱”，他挥手：“我家规矩狠，谁也没特权。” 晚年仍忙。2007年6月5日，他出席叶剑英诞辰纪念会，发言近半小时，没要稿。6月7日晚，接连接待两拨访客，讨论香港人民币结算前景。零点过后，他自觉闷热，起身淋浴，随后心脏骤停。临终缺了几分钟的救护车，却恰恰符合他“绝不卧床拖命”的遗愿。 灵车驶向歌连臣角火葬场，海风卷起山道的柏香。队伍里有政要，有旧部，也有小商贩。有人回忆，葬礼结束后，董建华悄悄把手里花束插在墓碑前无字处，说：“他一生低调，刻字不必急。”今日墓碑仍简洁，正面只三行小字：“庄世平，一九一一—二〇〇七，侨界金融工作者。” 汕头湄洲的庄世平博物馆后来落成，展厅最受瞩目并非现金捐赠数字，而是一张泛黄工资单：银行董事长，月薪三千港元。他在备注栏手写一句：“余者全投国库。”细看笔迹，锋芒藏在最末一挑。正因如此，十六年前的那场送别才格外不寻常——不仅告别一位金融家，更告别一个时代里罕见的赤子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