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王伯大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
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
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
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南宋王伯大的《四留铭》虽寥寥数语，却道尽中国传统文化中“留余”的智慧精髓。这篇铭文以“留有余”为核心，从自然、社会、民生、后代四个维度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处世哲学，堪称古代士大夫精神的凝练。
一、铭文解析：留余之道的四重境界1.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巧”指人力、机巧，“造化”即自然规律。王伯大警示世人：不可穷尽智巧去征服自然，而应留几分敬畏与谦和。这与《周易》“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的思想相通，强调人类在利用自然时需克制贪求，顺应天道。如宋代文豪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胸襟，正是对“还造化”的精神呼应——人非自然的主宰，而是天地间的“过客”，需留一份对万物的慈悲。
2. 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禄”指官俸，引申为职权。古代官员以“食君之禄，担君之忧”为责，而“还朝廷”并非简单的物质回馈，更要求官员廉洁奉公、不逾权柄。南宋名臣包拯“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的为官之道，便是“留余禄”的践行：不贪墨、不专权，将职权用在“为朝廷分忧，为百姓谋福”上。这种对权力的克制，本质是对“公器”的敬畏——职位俸禄是责任而非特权，需留有余地以保清明。
3. 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财富的积累不应止于个人享用，而需反哺民生。王伯大身为官员，深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百姓是国家的根基，聚财而不散财，终将失其本。明代商人兼慈善家沈万三“富而好施”，在苏州修桥铺路、设立义塾，正是“还百姓”的典范。这种思想与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担当一脉相承——财富的终极价值，在于滋养众生而非囤积垄断。
4. 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福”非物质馈赠，而是德行与家风的传承。古人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王伯大强调：真正留给子孙的福气，是清廉的家风、仁爱的品格，而非万贯家财。如清代名臣林则徐“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的家训，正是对“留余福”的最佳注解——过度的物质宠溺反会消磨子孙之志，唯有精神遗产才能让家族长久兴盛。
二、文化根源：中国传统“留余”思想的脉络《四留铭》的核心“留有余”，可追溯至《尚书》“满招损，谦受益”的智慧。道家主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道德经》），强调人生需知边界、懂节制；儒家提倡“中庸之道”，反对“过”与“不及”；佛家则以“布施”为修行，认为“利他”方能“自利”。这种思想在民间亦有体现，如河南康百万庄园的“留余匾”上书：“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直接化用王伯大此铭，足见其影响深远。
古人深知：天地万物皆有定数，人力强求则反受其害。无论是对自然的索取、对权力的贪恋、对财富的聚敛，还是对福气的透支，“留余”本质是一种动态平衡——给他人留退路，便是给自己留生路；给后世留空间，便是给当下留尊严。
三、现代启示：在“过度”时代重拾留余智慧当今社会，“最大化”“极致化”成为主流价值观：科技滥用破坏生态，权力寻租腐蚀公信，资本垄断加剧贫富差距，溺爱子孙导致“啃老”现象……《四留铭》的警示恰如清醒剂：
- 对自然：“不尽之巧以还造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先声，提醒我们摒弃“征服自然”的狂妄，践行绿色低碳；
- 对社会：“不尽之禄/财以还朝廷/百姓”是社会责任的萌芽，无论是为官还是从商，都需明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 对家庭：“不尽之福以还子孙”是家风建设的核心，教会我们“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
正如弘一法师所言“事当快意处须转，言到快意时须住”，人生最难得的不是“满”，而是“未满”——留一分余地，便多一分从容；留一分谦和，便少一分危机。《四留铭》的智慧，终归于一个“让”字：让利于天地，让德于社会，让福于后人，如此方能“留余庆”而避“余殃”。
结语：留余是一种高级的生存智慧王伯大的《四留铭》，表面是劝人“留”，实则是教人“舍”——舍去贪婪、舍去傲慢、舍去短视，方能守住本心、护住根本。在这个充满诱惑与欲望的时代，或许我们更需要这样的“留余”哲学：给自然留一片绿荫，给社会留一份公义，给子孙留一脉清风，如此，方不负天地，不愧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