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6年，年羹尧死后一周，雍正处死汪景祺，将首级悬挂在菜市口，这一挂就是十年。

那年深秋的北京菜市口，寒风卷着沙尘掠过刑场边上那根锈迹斑斑的铁杆，杆顶悬着颗风干的人头，枯黄的皮肤紧贴着颅骨，空洞的眼眶正对着紫禁城的方向。

路过的卖炭老汉缩着脖子加快脚步，嘴里嘟囔着“造孽”，这颗头颅属于浙江才子汪景祺，已经在城门楼上挂了小半年，连乌鸦都不敢落脚。

没人想到这颗脑袋还要再挂九年半，直到新皇帝登基才被摘下来埋进乱葬岗。

杭州钱塘江边的汪家老宅早已蛛网密结，十年前这里还是车马不断的侍郎府邸，汪景祺穿着云纹绸衫在书房挥毫，墨迹未干的诗稿堆满案头。

他总觉得自己是文曲星下凡，二十岁中秀才时把《论语》倒背如流，却硬是在科举路上磕磕绊绊二十二年。

四十二岁那年中举的喜报送到时，他正醉醺醺地嘲笑考官文章“酸腐如隔夜馊饭”。

三次会试落第后，这个眼高于顶的狂生终于撕了考卷，揣着自荐信直奔陕西布政使胡期恒的衙门。

胡期恒是年羹尧的心腹，而年大将军刚平定青海叛乱，正得雍正帝宠信。

汪景祺那封用金粉题写的阿谀信堪称清代马屁文学巅峰，说郭子仪、韩琦等名将给年羹尧提鞋都不配，非得用“宇宙第一伟人”才配得上大将军的功绩。

信里那句“此生若不得瞻仰将军，虚度光阴耳”让年羹尧龙心大悦，当即收他做了幕僚。

跟着年大将军西征时，汪景祺写下《西征随笔》，把军营灶台边的烤土豆都能夸成“堪比周文王猎获的熊掌”，更预言年羹尧“功盖韩信，智胜孔明”。这些文字后来要了他的命。

年羹尧倒台比所有人预想得更快，雍正三年九月，这位曾经让蒙古王公跪迎的抚远大将军沦为阶下囚，查抄府邸时发现了那本镶金边的《西征随笔》。

雍正朱批“悖谬狂乱至极”的御笔力透纸背，尤其恨书中《功臣不可为》一文暗讽“狡兔死走狗烹”，这戳中了皇帝最敏感的神经。

刑部给汪景祺定的三大罪状里，最致命的是那句“皇帝挥毫不值钱”，虽然翻遍现存《西征随笔》稿本根本找不着这话。

菜市口的铡刀落下时，这个狂生或许才醒悟，他真正的死因不是谄媚年羹尧，而是那句“雍正的年号用‘正’字欠妥”。

汪景祺的头颅在菜市口风化成了骷髅，他妻子在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兄弟子侄流放宁古塔与野兽争食。

更惨的是浙江学子，雍正嫌汪景祺籍贯晦气，竟停了整个浙江省乡试会试三年。

直到乾隆元年，左都御史孙国玺上奏说菜市口那颗头骨“有碍观瞻”，新皇帝才叫人把它埋了。

这时距离汪景祺最后一次对镜整理衣冠，整整过去了十年零三个月。

翻阅故宫藏的《西征随笔》影印本，泛黄纸页间依然能看见那个狂生的影子，他写西北大漠“沙粒如金”，记年羹尧阅兵时“甲光映雪”，甚至预言自己“文名当垂千古”。

这些文字确实流传下来了，只是方式比他想象的残酷百倍，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里说得透彻：汪某谄词满筐，倒是《功臣不可为》歪打正着，成了清代讽喻文学的先声。

如今站在钱塘江边看潮起潮落，会想起那个把马屁拍成绝命书的文人，他以为攀上了青云梯，殊不知那是通往鬼门关的独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