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书画家启功妻子病逝。临终前，对启功说：“我在后院藏了宝贝。”启功按妻子说的位置一直挖，竟然挖到了一口大缸，缸里有4个麻袋，翻开一看，启功嚎啕大哭。 启功出身满清皇室，是清世宗雍正的第九代孙，自幼家教极严，饱读诗书，天资聪颖，字画俱佳。 与他门第相当、同样背景的文人女子不少，然而他的婚事却由家中长辈做主，娶了一个不识字的女子——章宝琛。 章宝琛出身于一个普通的旗人家庭，家境清寒，父亲是做些小买卖的脚夫。她虽相貌端正，性情温顺，却从未受过教育，也不懂琴棋书画。 初入启家，她谨小慎微，面对丈夫的书斋、满壁的书画与翰墨飘香，只觉自己是个多余的人。 她曾悄悄问身边的婢女：“我是不是拖了先生的后腿？”婢女安慰她说：“少爷虽有学问，但少夫人贤惠，也是一桩福分。” 可她心中还是自卑，常常在厨房或小院里默默干活，从不去打扰启功的创作。 启功对她的冷淡，是显而易见的。他性情清雅，讲究精神上的共鸣，与章宝琛之间根本没有共同语言。她端茶倒水、缝补浆洗、照料家务，他却从未真正与她深谈过。 他身边的同僚、文友多是谈诗论道的才子佳人，在他们眼中，章宝琛就是个“看不懂他世界”的粗人。 日子长了，启功逐渐发现这个“粗人”并非想象中的麻木不仁。 有一次，启功夜半突发灵感，在画案前挥毫泼墨，不料笔墨未干，一阵风吹来，把画卷带落在地上，墨水泼了一地。 他焦躁地皱眉，正要起身收拾，却见章宝琛已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蹲下身一边收拾，一边轻声说：“先生，风大，窗帘要不要我去钉紧些？” 那一刻，启功怔住了。他第一次感受到，这个不识字的妻子，竟然如此细腻，默默地守护着他。 再后来，每当他伏案作画，她就悄悄在一旁守着，给他添茶，烧炭，换笔洗水，甚至不声不响地帮他收好每一张画稿。有时他作画至深夜，她就在角落里打着瞌睡，直到他收笔。 真正让启功改变对她看法的，是1958年的一场风波。 那一年，启功被划为“右派”，成了众矢之的。原本风光的他，一夜之间被剥夺了教职与创作的自由。屋外横幅标语高挂，单位组织天天批斗。 他不能出门，只能整日窝在屋中，抑郁烦闷。他把自己多年来心血绘就的画稿、诗稿、手札一张张撕毁，撕得满屋皆碎纸。他觉得自己的一生完了，再无出头之日。 而章宝琛，每一次都等他离开屋子后，悄悄地走进去，蹲在地上，一张张将撕碎的画稿拣起，轻轻抚平。 哪怕是被撕成五六片的，她也一片片拼好，然后藏进后院的那口大缸里，用粗麻袋层层包裹，再盖上缸盖，用泥封好。 她不懂那些画的价值，更不懂“风骨”“传承”，她只知道，这是丈夫的命，是他曾热爱和骄傲的东西。 那十七年里，启功一直以为那些画早已灰飞烟灭。他沉默地熬着日子，脾气愈加寡淡，而章宝琛依旧默默在他身边，一日三餐，一针一线，从未多言一句抱怨。 别人劝他说：“你如今落魄，何不趁机找个能谈诗书、懂你文字的女人作伴。”他听了只是轻轻一笑，摇摇头，说：“我这字里的底气，都是我家宝琛给的。” 1975年，章宝琛因病入院。病情恶化极快，临终前，她紧紧握着启功的手，眼神恍惚又执着：“启先生，我给你留了点东西……后院，老石榴树下……地底下……有宝贝。” 启功只当她是临终胡话，轻声安慰她：“你歇着，什么都别操心。”可章宝琛却执意说：“缸，缸里……你要挖……你会看到的。” 不久后，她含笑离世。启功回到家中，夜不能寐。 他站在后院的石榴树下，忽然想起她的嘱托，心头一紧，找来锄头，亲自开挖。掘到半人深，锄头“咣”的一声磕到了硬物，竟然真的是一口旧缸。 他颤抖着扒开缸盖，赫然看到四个麻袋，打开一看——全是自己撕毁的画稿。 他一张张拎起，熟悉的笔墨跃然眼前，有他年轻时的《兰亭》，有当年为友人所题的七言诗卷，也有不少尚未署名的作品。他一边看，一边泪如雨下，整个人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她一个不识字的女人啊……她居然知道这些对我有多重要……”他喃喃着，声音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那一晚，月光冷冷地照着后院，银色的光影洒在画稿上，也洒在启功满是泪痕的脸上。 章宝琛用一生的沉默与守护，写下了一封从未落款的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