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去世后，大娘没有再嫁，一个人带大了四个孩子，又伺候卧病在床的奶奶十年。那天，办完奶奶的后事，大娘在屋里整理奶奶留下的衣物，父亲和母亲推门走了进去。 阳光透过斑驳的窗棂洒进老屋，照得浮尘在空气里打着旋儿。大娘正把奶奶的蓝布衫叠得方方正正，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抚过袖口磨得发亮的补丁，忽然听见动静，慌忙用手背擦了擦眼睛：“他叔、他婶儿，快坐。” 母亲红着眼眶握住大娘的手，触到她掌心的裂口时，喉头像被棉絮堵住：“嫂子，这些年你受的苦，我们都看在眼里。”父亲蹲下身，从纸箱里翻出奶奶的铜烟袋，烟嘴处被岁月磨得温润透亮，突然哽咽着说：“妈临走前还念叨，说最对不起的就是你......” 大娘的嘴唇剧烈颤抖，积压多年的情绪瞬间决堤。她瘫坐在藤椅上，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当年你哥走的时候，小四才三岁，家里米缸见底，我去地里挖野菜，背着孩子摔进沟里，爬起来第一件事竟是护住怀里没弄脏的野菜......”她卷起裤腿，膝盖处狰狞的伤疤像条蜈蚣，“就为了这道疤，老母亲把攒了半年的鸡蛋全给我煮了，说‘不能让我儿媳落下病根’。” 母亲搂着大娘的肩膀，眼泪扑簌簌落在她灰白的头发上。父亲起身打开墙角的樟木箱，箱底压着本泛黄的账本，密密麻麻记着：“1987年冬，借隔壁王婶家玉米面三斤”“1990年春，还李大爷家稻谷五斗”。每一笔账旁都画着红勾勾，歪歪扭扭却无比坚定。最末一页夹着张褪色的奖状，是大伯去世那年，大娘被评为“公社劳动模范”，照片里的她扎着麻花辫，眼神清亮得能看见光。 “这些年，我不是没动过改嫁的念头。”大娘突然开口，从枕头下摸出张皱巴巴的信笺，“有年冬天，煤价涨到买不起，一个外乡人说愿意帮衬，条件是让我带着孩子走。那天晚上，老母亲摸着我的脸说：‘孩子，我知道你苦，但这个家散了，你哥在地下都闭不上眼。’”信笺上的字迹晕染开，不知被多少泪水浸泡过。 窗外的梧桐树沙沙作响，父亲突然跪了下来：“嫂子，从今天起，我们兄弟四个轮流养你！”母亲也跟着跪下，额头贴着冰凉的青砖：“当年你把上学的机会让给我家老三，这份情我们记了一辈子！”大娘慌得去拉他们，脚底打滑险些摔倒，被三人紧紧抱住，四个人哭作一团，惊飞了屋檐下的麻雀。 一个月后，四个堂哥从外地赶回来，在老宅摆了十桌流水席。开席前，堂哥堂嫂们齐刷刷跪在大娘面前。老大掏出存折：“妈，这是我攒的养老钱，密码是您生日。”老二举着新手机：“以后视频，想看孙子孙女随时喊！”老三抹着眼泪把县城的房产证塞进她手里：“房子收拾好了，暖气、热水器都有......” 大娘摸着孩子们的头，笑得满脸是泪。宴席上，她端起酒杯走到父亲兄弟四人面前：“这些年，要不是你们偷偷往我家灶台塞柴火，往窗台上放米面，我早就撑不下去了。”众人的酒杯碰在一起，月光透过天井洒在酒液里，晃出一片晶莹。 如今，老宅的墙上挂满了全家福，大娘戴着老花镜，给重孙们讲过去的故事。讲到艰难处，小孩子们攥紧拳头；讲到温暖时，又咯咯笑作一团。每当有人问她后不后悔这辈子的选择，她就颤巍巍地指向堂屋墙上大伯的照片：“你看他在笑呢，值了。” 去年清明，全家人在大伯坟前种下棵桂花树。微风吹过，新抽的嫩芽沙沙作响，恍惚间，仿佛又听见大娘哼着童谣哄孩子入睡，奶奶在灶前添柴烧火，大伯挑着扁担从田间归来，所有的苦难与温情，都化作了泥土里蓬勃生长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