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明史专家吴晗发掘完万历皇帝的定陵后，得寸进尺，又想挖明成祖朱棣的长陵，周总理听后沉默良久，说了一句话让吴晗破灭了幻想。 1965年春日，北京郊外的定陵游客络绎不绝。这一天，周恩来总理陪同巴基斯坦总统访问这座明代帝陵。巴基斯坦贵宾走在宽阔的神道上，望着两侧的石像生，不禁对这座恢弘的陵墓赞叹不已。 ＂总理同志，您看这定陵多么壮观！＂陪同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抓住机会，满怀期待地对周恩来说道，＂但长陵的规模更大，如果能发掘出来，一定比定陵更加壮观，研究价值也会更大！＂ 周恩来没有立即回应，他的目光扫过被打开的地宫入口，神色渐渐变得严肃。沉默片刻后，他只说了一句：＂我对死人不感兴趣！＂ 这简短的回答，让吴晗心中的希望瞬间落空。 其实，吴晗此时提出的请求并非心血来潮。回溯到十年前，1955年10月，他就曾与郭沫若、沈雁冰、邓拓等人联名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希望能挖掘明成祖朱棣的陵墓。 当时，郭沫若对发掘帝王陵墓有着近乎狂热的痴迷。他最初的心愿是发掘秦始皇陵和唐代李治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但由于社会影响太大，加上技术条件有限，他将目光转向了北京附近的明十三陵。 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和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得知此事后，立即表示强烈反对。双方就此展开了激烈争论。最终，吴晗与郭沫若暂时放弃了直接挖掘长陵的计划，转而寻找规模较小的陵墓＂练手＂。 他们先后考虑了朱高炽的献陵、朱厚熜的永陵和崇祯皇帝的思陵，最终选定了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定陵。 1956年5月，定陵发掘工作正式启动。尽管夏鼐和郑振铎竭力阻止，但终究无法改变大局，只能参与进来，努力减少可能的损失。到1957年，考古队终于打开了定陵的玄宫，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陵寝首次暴露在世人面前。 出土的文物令人惊叹：万历皇帝的龙袍、皇冠等珍贵文物多达3000余件。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遗憾——由于当时的技术水平有限，那些色彩鲜艳的丝织品、珍贵的书画和古籍在出土后很快变黑，然后在众人的注视下迅速消失，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文化损失。 即便如此，郭沫若和吴晗仍然认为定陵发掘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一再向上级请示，希望能继续发掘明十三陵中的其他帝陵，尤其是他们最初的目标——明成祖朱棣的长陵。 万历皇帝的定陵被打开后，考古人员发现了令人震撼的景象。当他们小心翼翼地进入地宫，三具金丝楠木的棺椁静静地摆放在墓室中央，周围陈列着各类珍贵文物。万历皇帝的龙袍、皇冠、玉带，还有皇后们的凤冠霞帔，闪烁着几百年前的辉煌。 一时间，全国上下为这些出土文物欢欣鼓舞。总计3000多件文物，每一件都凝聚着明代工匠的心血，记录着那个时代的历史。然而，欢欣之后，悲剧却悄然发生。 那些色彩鲜艳的丝织品，刚出土时还闪耀着绚丽的光彩，却在接触到外界空气后迅速变黑、变硬，最后在众人惊愕的眼神中腐化消失。许多珍贵书籍和画作也遭遇同样命运，转眼间化为灰烬。就连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金丝楠木棺椁，后来也因保护不当遭到人为损坏。 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看到这一切，心如刀割。他强忍着身体的疼痛，日夜坚守在地宫中，试图抢救每一件珍贵文物。然而，当时的技术条件实在有限，再多的努力也难以挽回这场文化灾难。最后，夏鼐因过度劳累病倒，不得不休假五个多月来调养身体。 面对这样的结果，郑振铎、夏鼐等专家痛心疾首。他们联名向国务院递交报告，恳请停止批准发掘帝王陵墓的申请。他们在报告中详细描述了定陵发掘中出现的问题，强调当时的技术条件尚不足以保证出土文物的安全保存。 然而，即便如此，郭沫若和吴晗依然坚持认为定陵发掘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他们看来，下一个目标自然是明成祖朱棣的长陵。朱棣作为明朝最具争议性的皇帝，其陵墓规模宏大，可能蕴藏的文物更是令人向往。 不仅如此，1960年，陕西农民在修建西兰公路时意外发现了唐代乾陵的隧道大门。乾陵里葬着的是李治和武则天两位皇帝，这是一座从未被盗掘过的唐代帝陵。郭沫若立即撰写了《乾陵发掘计划》上交国务院，希望能够获准发掘。 周恩来看完报告后，在上面郑重批示：＂我们不能把好事做完，此事可以留作后人来完成。＂这句话与他在定陵对吴晗说的＂我对死人不感兴趣＂遥相呼应，成为中国考古界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墓的定规。 从此以后，中国的文物保护理念逐渐从＂发掘为主＂转向＂保护为先＂。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今天的考古学家已经有了更多非破坏性的手段来研究地下文物。而那些仍然安睡地下的帝王陵墓，也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等待着未来更好的技术条件和更成熟的保护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