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72年，勾践赐死文种，文种临死质问：“我帮你灭了吴国，你这就卸磨杀驴？”勾践冷冷一笑：“灭吴，我只要用了你的三个计策就够了，剩下的，你在地下跟先王细说吧！” 越国打败吴国这事儿，风光归功于勾践，背后操盘的却是文种。 文种咽气前攥着那把属镂剑，刃口还沾着伍子胥的血。这剑真邪乎，专杀开国功臣。二十年前他给勾践献《伐吴七术》时，哪想到自己会成第七条——帝王心术里最毒的那招“兔死狗烹”。 说实在的，文种栽就栽在太实诚。勾践在吴国当马夫那三年，他留守越国搞改革，又是减税又是发种子，硬把个破落户整成经济强国。老百姓喊他“文相国”比喊“越王”还亲热。可越王龙案上的竹简越堆越高，文种的名字出现的次数比“大王”还多。这哪是打工仔该有的觉悟？ 勾践的杀心早埋下了。庆功宴上喝高了，文种拍着胸脯吹牛：“臣还有四招没使呢！”这话听得勾践后脊梁发凉——你留着后手想对付谁？转头就让铸剑坊把属镂剑擦得锃亮。帝王眼里，能臣和反贼就隔层窗户纸，捅破全看心情。 范蠡倒是鸡贼，灭吴当天就带着西施跑路。临走给文种留的信里说得明白：“飞鸟尽，良弓藏。”可文种不信邪，总觉得跟勾践有革命友谊。他哪知道，领导需要的从来不是战友，而是用完就扔的夜壶。 批判地看，文种这出悲剧是知识分子的通病。他以为治国靠智谋，却不懂人性比兵法凶险百倍。献七术时洋洋洒洒，唯独漏算了“伴君如伴虎”这第八术。勾践赐剑时那句“去教先王”，撕开了权力场的遮羞布——功劳簿就是催命符，干得越漂亮死得越快。 更讽刺的是现代职场还在重演这戏码。哪个公司没几个“文种式”骨干？熬夜做方案的是他们，庆功会上站角落的是他们，最后被“优化”的也是他们。勾践们的算盘打得精着呢：能人留着是隐患，不如换个听话的庸才。 文种坟头的草枯了又青，属镂剑早成了博物馆里的展品。可每块功劳碑底下，谁说得清埋着多少把没出鞘的“属镂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