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巴勒斯坦人拿着石块，对抗坦克，中国人在乡间举起锄头，迎着洋枪火炮冲上去。

两种抵抗，两个结局，一个国家至今分裂，一个国家逆风而起。

巴勒斯坦战场上，正规军垮了。

加沙城边，一个叫萨米尔的年轻人，在废墟里找来破布和汽油，做燃烧瓶，他对着镜头咬牙说：“我们没有国家，只有石头和血。”

他扔出一瓶燃烧弹，被以色列狙击手一枪击倒，身后，没人能补位。

哈马斯还在打，可底层民众组织混乱，没统一指挥，人多，心散。

与此同时，埃及、约旦、沙特各有算盘，阿拉伯世界喊口号多，出兵少，局部抵抗，整体溃败。

镜头拉回一百年前的中国。

清政府已经半死不活，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慈禧太后逃到西安，官军一触即溃。

可是，在广州三元里，一个普通村庄，农民们自发拿起锄头、柴刀，袭击英军哨所。

英国士兵哈里森在给上尉的报告中写道：

“这些中国人不懂军事，但他们像疯了一样扑过来，手里只有镰刀和棍棒。”

这种“无政府指挥”的抵抗，居然逼得英军撤退数十里。

三元里之后，广东各地开始串联，小村联小村，大村联大村，自发筑起土堡，挖地道，困住西方军队。

义和团更甚，山东、直隶一带，红布缠头，赤手空拳，硬怼带枪的德国士兵。

一位德国中尉在日记中记下：“他们不知道害怕，他们把死亡当作责任。”

细节决定成败。

巴勒斯坦抵抗零散，各自为战，中国底层民众，在血与火中本能地形成了联防体系。

义和团、地方团练，打得并不漂亮，但拖住了列强节奏。

英国军官庞德在伦敦作战简报会上抱怨：

“中国不是政府的问题，是人民的问题，打下城池，还是寸土难行。”

这一差别，决定了两条路的分叉。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兵两天打下北平，国民政府节节败退，很多人以为，中国完了。

但山西五台山区，农民们拦住了鬼子，村里长工李大牛说：

“他们烧我田，我就割他们脑袋。”

游击队、民兵、地道战、地雷战，一种种“土办法”让日军疲于奔命。

日本陆军大本营紧急电报：

“华北农村无法控制，游击骚扰源源不断，部队补给困难。”

抗战不仅靠了正规军，更靠了普通农民、小商贩、手艺人。

在河北，一个织布匠头一天给八路军送被子，第二天扛着大锤砸鬼子岗楼，这种底层动员模式，列强在巴勒斯坦看不到。

答案简单又刺痛人心：因为中国人认祖归宗，有土就有根，失土，就是灭门之仇。

没有复杂政治理念，一句话：“打我家地，我就跟你拼命。”

而巴勒斯坦，部落林立，宗教教派复杂，人多，心散。

从第一次中东战争到今天，阿拉伯各国总在“统一”，又总在内讧。

中国人不是没内讧，但一旦外敌入侵，民族情绪迅速超越家族、地域。

统一观念，镌刻在中国人的骨血里，秦朝之后，几乎所有政权都把“统一”作为合法性的第一要务。

即使清末军阀割据，吴佩孚、冯玉祥打得你死我活，嘴上也都高喊：“统一全国！”

反观巴勒斯坦，从奥斯曼崩溃到以色列建国，一直缺少核心民族国家意识。

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国，巴勒斯坦人仓促抵抗，结果四分五裂。

埃及王法鲁克跟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见面，怒吼：

“你们抢的土地，比保护的还多！”

阿拉伯联军打着解放旗号，暗地互相侵吞，一场原本有希望赢的战争，被自己打烂。

儒家文化，从汉朝起扎根，它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忠义，二是家国一体。

忠不是对某个政府，是对天下，家不是小家庭，是“国家”的缩影。

明末，李自成进北京，崇祯皇帝上吊前，留下一句话：“百姓苦，朕心痛。”

这种悲情叙事，塑造了中国人特殊的“忠孝同构”心理。

平民百姓可以骂皇帝，但一旦国家遇险，会自发护卫。

朝鲜战争爆发时，志愿军去前线。

山西阳城县，一个叫郭金花的寡妇，砸锅卖铁，送自己唯一的儿子去参军，她哭着说：

“只要咱国不亡，我死也值了。”

巴勒斯坦民众没有这样的文化基础。

家庭、部落、小集团优先，国家，只是模糊概念。

所以当以色列封锁加沙时，外界支援难以协调，平民想活下去，只能各自为战。

中国，即便在最黑暗的战乱时代，底层依然能在地缘、血缘、宗族认同上快速组织自救体系。

一旦认定敌人是“外来的”，底层凝聚力爆发惊人力量。

中国没被列强瓜分，不是因为列强仁慈，是因为他们自己下不成手。

19世纪末，西方列强在中国像狼一样扑上来。

英国盯着长江；法国抢着占云南；德国强要山东；俄国南下东北；日本紧咬台湾。

人人都想咬一口，问题是，谁也不敢让对方吃得太多。

1898年，德国抢了胶州湾，俄国立刻出兵旅顺、大连，英国急了，硬逼清政府签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法国一看也急了，硬要在广州湾划地盘，德国驻华公使冯·海尔芬在给柏林的密电中抱怨：

“中国就像一只大象，大家想吃，可刀太多了，谁下刀谁就得面对其他人的抢食。”

列强在中国，像赌桌上的赌徒，谁也不信谁。

对比巴以战场。

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国，阿拉伯联军集结，表面上声势浩大，背地里，各怀鬼胎。

埃及不想约旦做大，叙利亚防着伊拉克，沙特只想保自己边境安全。

开战前，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和以色列秘密谈判，划分约旦河西岸。

一场本该打赢的仗，被他们自己玩砸了。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列强在紫禁城内分地盘。

英国要占紫禁城西侧，法国不同意，日本嫌德国拿地太多，故意在补给线上卡德国人，沙俄趁乱占了整个东北，还想吞掉外蒙古。

结果，英国、美国联合在外交上打压沙俄，沙俄没能彻底咬下满洲，只好草草收兵。

列强在中国的每一场交易，都是互相扯皮，谁想独吞，就会被群起而攻。

英国外相索尔兹伯里在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里说：

“中国不能亡国，亡了我们就没有了平衡。”

这句话，把当时列强的心态点破，他们不是不想瓜分中国，而是瓜分不了。

中东战争时，美国全力支持以色列。

苏联虽然援助阿拉伯国家，但只在背后拉拢，没有直接下场。

阿拉伯国家内部更是一盘散沙，根本没形成像列强在中国那样的“相互制衡”。

缺乏外部制衡，内部必然内耗。

以色列人清楚这一点，所以敢于发动“闪电战”，六天打赢三国联军。

列强也不甘心，既然武力瓜分难，就想用文化瓦解，扶持亲西方文人，办学校，开教堂，推行西式教育。

清末，上海滩到处是西式书院、英美传教士，他们以为，培养出一批“心向西方的中国精英”，就能慢慢改造中国。

结果失算了，底层民众根本不买账，福建、广东一带的教案频发，乡民杀教士、烧教堂、围攻洋人公司。

一个乡绅在福建福州教案后对英方代表说：

“你们教孩子忘祖忘宗，怎么可能不挨打？”

文化渗透，顶多影响城市小圈子，底层，始终是老祖宗的文化基因。

而巴勒斯坦民众在以色列占领后，教育系统被严重改造。

以色列推行希伯来语教育，重塑历史观，巴勒斯坦年轻一代逐渐失去历史感，民众抗争，越来越缺乏方向感。

文化失根，抵抗必亡，中国底层的文化免疫力，让列强文化侵蚀计划全面破产。

到了20世纪初，中国局势越来越乱，军阀混战，民众困苦，列强还在圈地。

如果没有一次彻底的制度重构，中国极可能走向巴勒斯坦式分裂。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它做了两件事，决定了中国命运：

一，把人民战争制度化。

二，把大一统观念现代化。

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一个核心观点：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枪杆子要插在老百姓的田地里。”

什么意思？打仗靠兵源，兵源来自农民，农民支持你，就有粮、有人、有地。

所以，从陕北到太行山，土地改革全面铺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民兵组织。

一个小山村，晚上点一盏油灯，村长大声喊：

“咱们有田了，就要保田！谁来抢，就打！”

这种模式把散兵游勇变成了百万雄兵。

鬼子围剿一个村，死守，鬼子扫荡一个县，十里八乡支援。

抗战晚期，日军报告中称：“华北地区村村设防，补给困难。”

这就是制度化的人民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不是简单回到古代“大一统”，而是用新的语言，把古老信仰重新包装。

“为人民服务”，不是口号，是让普通人知道：国家强了，你家也不会被抢、不会被烧、不会再挨打。

在抗美援朝时，一个普通农民听到儿子要参军，只问了一句：

“子弹够不够？不够我给你打铁做。”

这种心态，是制度和文化双重锻造的结果，不是强制，不是洗脑，是利益共同体的自然延伸。

巴勒斯坦没有这样的制度整合。

各派各自为政。哈马斯、法塔赫斗得你死我活，普通人找不到归属，只能一边怨一边熬，所以，抵抗无力，组织涣散。

列强最终没能瓜分中国。

不仅因为抵抗，不仅因为列强互咬，最重要的，是内部从文化到制度，完成了自我锻造。

而巴勒斯坦，至今在流血中苦苦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