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6月，印度新德里街头人潮涌动，周恩来总理的敞篷车缓缓驶过，欢呼声震耳欲聋。
人群中，一位印度老人激动地喊道：“看！这就是中国的总理，连走路都像在跳舞！”
同一时刻，尼赫鲁正站在总理府窗前，看着这位东方客人被民众簇拥，嘴角扬起意味深长的微笑。
谁也不会想到，这对曾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亚洲领袖，八年后却成为一场战争的对手。
究竟是怎样的野心与误判，让印度竟敢向中国宣战？周恩来那句“革命不能输出”的承诺背后，又藏着多少未言明的隐痛？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周恩来以一场“无西装外交”惊艳世界。他身着中山装步入会场，面对西方记者的挑衅提问，仅用一句“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不是来吵架的”便化解僵局。这一幕通过电波传至印度，尼赫鲁对幕僚感叹：“此人既有东方智慧，又有现代政治家的魄力。”
四个月后，周恩来踏上印度国土。尼赫鲁精心安排了一场文化盛宴：百部印度电影任其挑选。周恩来却径直选中《詹西女王》——这部讲述印度民族英雄抗击英国殖民者的影片。当银幕上响起“印度母亲万岁”的呐喊时，尼赫鲁的眼角湿润了。这份跨越文明的理解，让两位总理的手紧紧握在一起16。
在《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他们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尼赫鲁甚至主动提议：“这些原则应当成为全亚洲的外交准则。”周恩来当场修改文稿，将“亚洲”改为“国际”——这个细微调整，让五项原则真正具有了世界意义。
1959年的某个深夜，印度总理府灯火通明。尼赫鲁盯着地图上蜿蜒的麦克马洪线，突然用红笔划出一道弧线：“告诉中国人，这里都是印度的领土！”幕僚提醒他这与历史事实不符，却换来一声冷笑：“英国人能画线，印度为什么不能？”
此时的尼赫鲁已陷入“大印度”迷梦。他先后控制锡金、胁迫不丹，甚至扬言“小国没有生存权”。更令人愕然的是，印度军方竟提出“前进政策”：士兵每天向前推进数百米，在中国哨所旁搭帐篷、修工事，像蚂蚁啃食般蚕食领土。
周恩来连续发出七封亲笔信劝告，得到的回复却是尼赫鲁在议会上的宣言：“印度陆军世界无敌，一个士兵能抵六个中国兵！”
这种狂妄源于惊人的认知偏差。1962年战前，全印度精通中文的学者不足十人，军方对中国军队的印象仍停留在“大刀长矛”阶段。当印度情报部门终于搞到解放军训练照片时，军官们竟断言：“这些士兵营养不良，肯定打不了仗！”
1962年10月，喜马拉雅山风雪骤起。毛泽东在中南海指着地图说：“扫了它！”周恩来却补充：“要打疼，但不能打残。”这道命令藏着深意：既要捍卫领土，又要给印度留足回转余地。
前线战况令世界震惊：解放军用牦牛驮着火炮翻越5000米雪山，用铁锹挖通冰封道路。
当印度王牌第七旅被全歼时，旅长达尔维看着手腕上的表苦笑：“你们比预定时间晚到两小时。”中国指挥官答：“路上拆了你们36个地雷。”
周恩来特意指示将缴获的武器擦净归还，被俘印军官兵收到香烟和水果。这种“惩戒性打击”背后，是他对印度民众的善意：“战争是尼赫鲁挑起的，印度人民不应受苦。”
战败后的尼赫鲁陷入癫狂。他下令逮捕2000名华侨，甚至将孕妇关进集中营，试图以此交换战俘。周恩来在国际记者会上痛斥：“这就是自称文明古国的做派？”27 更讽刺的是，曾高喊“不结盟”的印度，转身便向美苏乞求军事援助。
1964年尼赫鲁中风去世前，曾对女儿英迪拉·甘地喃喃道：“我们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
而周恩来听闻噩耗时，沉默良久后说：“他本可以成为亚洲的灯塔。”
十二年后，英迪拉访华时特意前往中南海西花厅，在周恩来空荡的办公室驻足良久。
回望这段历史，最令人唏嘘的不是战场胜负，而是两种政治智慧的碰撞。
周恩来始终恪守“求同存异”，即便在战俘交换谈判桌上，仍不忘提醒工作人员：“给印度代表准备素食。”
而尼赫鲁的悲剧，恰如印度诗人泰戈尔所写：“我们把世界看错，反说它欺骗了我们。”
1976年周恩来逝世时，联合国总部首次为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降半旗。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的解释意味深长：“他身后没有子女、没有存款，却拥有最富有的民心。”
或许这正是历史的答案：真正的强大，从不在于武力的炫耀，而在于文明的气度与智慧的光芒。
《周恩来年谱（1898-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印边界问题研究》（国际问题研究所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文献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尼赫鲁政治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