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期间，两名女兵在战争间隙于树林中的合影。建国初期，我军深受苏军军服制式的
抗美援朝期间，两名女兵在战争间隙于树林中的合影。建国初期，我军深受苏军军服制式的影响，按照中国人的身高比例仿制了军服。由于苏式军服用料讲究、造价太高，推广到全军非常困难。尽管苏式军服很受欢迎，最终还是退出了现役行列。志愿军女兵在朝鲜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不光是后勤支持，还直接参与救护和宣传。拿张明荣来说，她是山东沂水人，1944年入伍，原在山东鲁中军区。1950年，她随志愿军第九兵团26军77师出国，担任卫生员。战场环境恶劣，她每天背着药箱奔波在阵地间，处理伤员的伤口。那时候女兵数量不多，但她们的贡献很大，常常在炮火中转移伤员。张明荣的经历代表了很多女兵，她们从地方部队转入志愿军，适应了严寒和战斗节奏。另一位关卫，佛山南海出生，在上海长大，1950年17岁参军，随第九兵团入朝。她们这些女兵大多年轻，面对美军陆战队的进攻，坚持在长津湖地区作战。那场战斗志愿军迫使美军退却，女兵们在雪地里行军，扛着装备前进。史升棣也是典型，她1950年19岁入伍，在24军后勤部卫训队学习，后来到干部部工作。1952年底，她随队入朝，负责后方协调。这些女兵的背景多样，有的来自工厂，有的从学校，但都迅速融入部队生活。她们在战场上的坚持，体现了志愿军的整体精神。还有解秀梅，她是志愿军中唯一的女一等功臣，电影《英雄儿女》里王芳的原型。她在朝鲜战场上表现突出，多次立功。解秀梅入伍后分配到宣传队，负责鼓舞士气，在坑道里组织文艺活动。于楓是另一位，她作为医护女兵，亲历战地医院的抢救工作，后来出书回忆那些日子。于楓的书从一个小女兵视角，讲了医院与伤亡的对抗。这些女兵的经历不是孤立的，她们常常成队行动，比如上海的18位纺织女工，1950年一起入伍，随26军上战场。她们在雪地挖防空洞，穿越火线运送物资。储新华就是其中之一，她们那张战地合影，上衣洗得发白，裤子打补丁，记录了真实状态。这些女兵不光救人，还参与通信和后勤，确保部队运转。杨玉华的经历更特殊，她是志愿军中唯一被俘的女兵，1951年第五次战役中受伤被俘，在战俘营关了两年，战后回国。她所在的180师绷带所有29名女护士，大部分在包围中牺牲或失踪。杨玉华回国后面对审查，但她的故事反映了战场的残酷。这些女兵的贡献，现在看来是志愿军胜利的一部分。说到五名女兵的失踪事件，那发生在1951年，她们是王文慧、王招弟、张兰、李毅力和孙娜娜。在撤退时被美军围困，她们藏在山洞，帮助一个朝鲜孕妇生产婴儿。面对敌人逼近，她们选择自尽，避免被俘。这事过了50年，才由一个美国记者道出真相，那个婴儿长大后成了见证者。五名女兵的决定，体现了她们的忠诚和牺牲精神。志愿军在统计转移名单时发现她们失踪，当时投入人力搜索，但战场混乱，没找到下落。后来真相揭开，证实她们保护了朝鲜妇女和孩子。这类故事在志愿军中不少，女兵们常常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另一位刘季琰，五次立功，她在战场上救护伤员，三十年后佩戴军功章拍照留念。这些女兵的经历，连接了战场和后方，她们不只是战士，还带去了人文关怀。在朝鲜战场，女兵比例虽小，但她们的角色多样，从文工团到卫生队，都在支撑前线。现在聊聊军服的部分。建国初期，我军军服深受苏军影响，那时候全面学习苏联经验。50式军服是新中国第一代统一制式服装，1950年1月批准装备。全军区分陆海空三军，干部战士男女分开，夏冬服不同。陆军干部夏服是黄绿色棉平布中山装式，战士是套头衫。帽子是大檐帽，女军人有裙服。这套军服借鉴苏军样式，如无沿帽、套头衫、列宁服。但考虑到中国实际，按照中国人身高比例调整，避免太宽松或太长。材料用棉布，内部填充物注重保暖，领子加仿毛设计。苏式军服用料讲究，粗纺呢子和毛纱，成本高，生产复杂。工厂产量有限，只能优先给军官和高层，普通战士穿旧棉袄。推广到全军困难大，因为经济恢复期，物资短缺。尽管受欢迎，士兵觉得结实耐用，但很快因中苏关系变化和实际需求，部分设计被抛弃。55式军服更明显受苏式影响，1955年配合军衔制实施。陆军军官常服是橄榄绿色毛料，士兵是棉平布。帽子是船形帽，后来官兵一致反对，正面像和尚，歪戴像流氓，1958年改回解放帽。军服分常服、礼服、作训服，标志有肩章、领章。苏式设计注重等级区分，提升军人形象。但用料贵，呢子布和铜扣，造价高，不适合大规模生产。海军自成体系，白上衣黑裤子，与陆空军不同。空军颜色蓝灰。这些军服在抗美援朝后期使用，志愿军穿的很多是50式过渡版。苏式风格强，双排扣大衣能当被毯用，保暖好。但在中国推广难，工厂设备落后，进口材料少。士兵反馈穿起来行动方便，但保养麻烦，容易起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