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台湾资深媒体人岑永康问郭正亮：如果苹果从中国大陆全部撤到印度，现在又传出富士
中国台湾资深媒体人岑永康问郭正亮：如果苹果从中国大陆全部撤到印度，现在又传出富士康从郑州搬到印度北方设厂，有可能吗？郭正亮直接回了一句“做梦”，话糙理不糙。苹果和富士康在中国经营这么多年，早不是简单代工厂的概念，而是深度嵌入了整个制造业生态。想连根拔起？没那么容易。苹果从2021年开始在印度扩产。到2025年，印度大概承担了全球iPhone产量的20%左右。速度看起来不慢，富士康也确实在印度投了重金，计划到2025年将印度iPhone产量推到2500万到3000万台。但这离“全部撤离”还差得远——中国依然贡献着约八成iPhone产能。苹果推动供应链转移，背后有它的算盘。一是规避美国可能对中国产品加征的高额关税，二是看中印度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大概低20%，三是想贴近印度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印度政府也极力配合，推出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提供补贴、减免关税，一心想把自己打造成下一个全球制造中心。然而，线下的印度制造遭遇了不少“水土不服”。首要问题是工人素质和良品率。郑州富士康的iPhone良品率能轻松超过98%，而印度工厂的良品率据报早期只有70%，后来艰难提升到85%左右。这差距直接关乎成本和效率。印度工人的生产效率据称大约只有中国工人的60%，并且不太愿意加班，这对需要快速响应和灵活调整的消费电子生产来说是个挑战。供应链生态的差距更是核心问题。中国经过二三十年发展，形成了无比密集和高效的供应链网络。苹果需要一个新零件或调整工艺，中国供应商甚至能“连夜完成更换”。而印度目前很多关键零部件仍严重依赖进口，本土供应链体系远未成熟。这导致在印度生产iPhone的综合成本，据说反而比在中国高5%到10%。基础设施也是一大短板。电力供应不稳定、物流效率低下等问题，都让高效运转的现代化工厂头疼不已。富士康甚至曾因政府要求让电于民而被要求减产30%。此外，文化差异和管理挑战也不容忽视，例如印度劳动法规要求三班倒（3个8小时班），不同于中国的两班倒（2个12小时班），这需要多招募三分之一的工人，增加了管理复杂度。这些现实困难让苹果和富士康的印度扩张之路磕磕绊绊。富士康甚至一度从印度召回了数百名中国工程师，部分原因是本地培训跟不上，这也凸显出技术转移和本地团队建设的难度。所以，苹果供应链想完全撤离中国，短期内基本不可能。中国拥有无可替代的完整产业链、大批高素质的技术工人和工程师、惊人的生产效率和灵活性，以及庞大的本土消费市场。苹果也深知，其业务高度集中手机等产品，承受不起大规模生产转移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和市场份额流失。更何况，中国制造业本身也在向上转型。从“制造”迈向“智造”，更加注重创新和绿色发展。即便苹果真的部分撤离，中国也很可能催生出新的高端制造品牌，或者迅速被华为、小米等本土巨头填补空缺。一些曾经高度依赖苹果的供应链企业，如欧菲光，在经历阵痛后也开始通过业务多元化寻求新生。总而言之，苹果和富士康推动供应链多元化，将部分产能转移到印度，是出于风险分散和市场策略的考虑，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所谓“全部撤出中国”或“富士康从郑州整体搬迁”，在可预见的未来都近乎天方夜谭。这更像是一场谨慎的“产业备份”，而非彻底的“替代”。印度制造要真正挑战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时间解决基础设施、劳动力技能、供应链本土化等一系列深层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