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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北京扫厕所老太向国家捐赠24亿，其目的就一个：替丈夫赎罪。1963年的北京旧鼓楼大石桥胡同，一辆“吉姆”轿车的到来打破了胡同的宁静。身着正装的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带着工作人员下车询问，最终目光落在了那个手持扫帚、正在清扫路面的老太身上，“您就是耿维馥同志吧？我们找您有要事相商。”这个穿着打补丁衣衫、双手布满老茧的老人，正是后来震惊全国的巨额财产捐赠者赵碧琰，而侨办找上门的原因，是要帮她追回丈夫赵欣伯遗留在日本、当时已价值数十亿的财产。没人能想到，二十一年后，这位靠扫厕所维生的老太会将追回的财产中24亿捐给国家，只留下一句：“替我丈夫赎罪。”要弄明白这笔巨款的由来，就绕不开赵碧琰的丈夫赵欣伯，这个被称作“伪满洲国产婆”的汉奸。赵欣伯早年曾留学日本，是中国第一个拿到东京帝国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人，可这份学识最终没用到正途上。早在日本留学时，他就结识了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等日本军官，回国后借着张作霖、张学良的扶持，成了东北有名的亲日派。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更是彻底倒向日本，牵头成立“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发表独立宣言，还当上了伪奉天市市长，后来又成了伪满洲国首任立法院院长，连“满洲国”这个国号和“新京”的命名，都出自他的主意。赵欣伯的巨额财产，全是靠着汉奸身份搜刮来的不义之财。伪满洲国成立后，溥仪将他视作亲信，一次就赏赐近万两黄金，这成了他的“第一桶金”。手握大权后，他更是变本加厉，利用职务便利大肆敛财。1937年他因贪污被伪满政权指控，干脆带着家人旅居日本，用搜刮来的钱财在东京及周边买下大片土地和房产，甚至在一处住宅地下挖了密室，藏着30箱金银珠宝。心思缜密的赵欣伯担心自己的汉奸行径日后遭报应，特意将所有财产都登记在妻子赵碧琰名下，想给妻儿留条后路。1939年他回国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法律顾问，这些日本的财产就委托给日本人铃木弥之助打理，没成想这一放，竟成了日后的大麻烦。1945年日本投降，赵欣伯因汉奸罪被捕，1951年在看守所猝死。他一死，日本的财产立刻成了众人觊觎的肥肉。受托人铃木弥之助伪造文书，声称赵欣伯夫妇去世后财产归自己所有；东南亚各地冒出十几个冒充赵碧琰或其亲属的骗子，都想吞掉这笔钱。而此时的赵碧琰早已改回原名耿维馥，带着儿子赵宗阳隐居在北京胡同里，靠扫厕所和捡菜叶度日。她知道丈夫留下的是“脏钱”，更怕沾上这笔钱会引来灾祸，只能对财产之事绝口不提，任由外面的人争得头破血流。侨办找上门时，赵碧琰起初是拒绝的。她坦言丈夫是汉奸，这笔钱来路不正，不想再牵扯其中。可廖承志告诉她，这笔财产是中国人的资产，不能让它白白落入外人手中，国家帮她追回，是要维护中国人的合法权益。这番话打动了赵碧琰，她改回“赵碧琰”的名字，授权侨办派来的律师陈焜旺帮自己追讨财产。这场跨国官司一打就是二十一年，律师团队跑遍中日两国，找来了她的改名证明、儿子赵宗阳的出生证明、在东京治疗眼疾的病例等一系列证据，才戳穿了铃木弥之助的假文书，推翻了那些冒名者的谎言。1984年，日本法院终于判决，赵碧琰是这笔财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此时财产估值已高达30亿人民币。拿到财产继承权的赵碧琰，没有丝毫犹豫就做了捐赠决定。有人劝她把钱留给儿子赵宗阳，让家人过上好日子，毕竟她扫了十几年厕所，住的十几平米小屋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可赵碧琰态度很坚决：“这钱是赵欣伯当汉奸时刮来的，沾着老百姓的血汗，我守着它良心不安。国家帮我把钱要回来，我就该捐出去，替他赎点罪。”1985年5月，她在日本签下赠予书，明确扣除国家垫付的开支和税收后，80%的财产（约24亿）捐给负责中日文化交流的“中华文化教育财团”，20%留给家人，还特意立下遗嘱，子子孙孙不得更改这个决定。当时有人议论，赵碧琰捐钱是为了给丈夫洗白名声，可了解她的街坊都知道，捐赠前后她的生活没半点变化，依旧每天清晨清扫公厕，衣服破了还是自己缝补。直到国家给了赵家一笔生活补贴，她才不用再捡菜叶。在我看来，赵碧琰的“赎罪”从来不是做给外人看的，而是源于内心的愧疚与清醒。那个年代，不少汉奸家属都想方设法掩盖历史、转移财产，可她却主动把丈夫的不义之财交还给国家，这种勇气远超常人。她或许不懂什么大道理，但知道“拿了不该拿的钱，心里不踏实”，知道丈夫的错不能用时间抹去，只能用行动弥补。1989年赵碧琰去世，享年89岁。她到死都没享过一天福，却留下了一段震撼人心的往事。要知道，1984年中国普通工人月薪才三四十块，24亿相当于几万人一辈子都挣不到的钱，能买下当时北京几千套房子。可对赵碧琰来说，这笔钱的价值从来不是数字，而是对国家的一份交代。

1955年，彭德怀气冲冲地找到毛主席，一进门，就激动地说：“司令员当元帅，参谋长当少将，这个元帅我当不了！”主席一听，就知道，彭老总这是来替解方打抱不平了。解方，1908年生，吉林东丰县人，家境很好，父亲做茶叶生意，很重视教育，他从小就开始读四书五经，背诵唐诗。后来考入东北讲武堂，在校表现优秀，深得张学良赏识，毕业后，又前往日本东京士官学校留学。皇姑屯事件发生后，他请求回国效力，正式加入东北军，并主动请缨担任了天津安保司令。别看他年纪不大，在管理上很有一套。在他到达天津后，首先在城区实施了宵禁，仅过了两周，天津的治安便大大改善。之后他还挫败了土肥原贤二策划的天津事变，气得土肥圆大骂：“没想到，学生打老师，还打得这么狠！”九·一八事变后，他先后参加了长城抗战、喜峰口古北口战役，后随东北军移驻西北，并于1936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仍在国民党内为我军提供情报。抗战爆发后，他先后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等重大战役。1940年，由于叛徒出卖，身份暴露，于1941年正式归队。回到延安后，他见到了毛主席，然后就改了名。其实他原名叫解如川，见到主席后，主席很幽默地说：“你回家了，这算是彻底解放了，就叫解方好了”，之后他就改名叫解方了。到延安不久，解方即被任命为八路军120师358旅参谋长，358旅原是贺龙南昌起义时的老家底，解能空降这个旅，足见组织上对他的信任。抗战胜利后，由于解是东北人，又在东北军待过，便将他派往东北，也是第一批被派往东北的将领，为东北解放做出了贡献。不过解方最大的贡献则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1950年，他被任命为志愿军总参谋长，跟随彭德怀前往朝鲜。解方在总参的位置上干得很好，被彭总称为“军中诸葛亮”，每每遇到难题，或有重大决策时，彭总会开玩笑地对他说：“诸葛亮，说说吧，你想到了什么好办法？”，足见彭总对他的信任。彭总是个急性子，好批评，打了败仗肯定要批，打了胜仗也少不了唠叨。38军军长梁兴初就因放跑了美军黑人团，而被彭总骂了个狗血淋头。但解方从来没有被彭总骂过，所以，很多将领犯错了，都跑去找解方，让他从中调停一下，避免被骂得太凶。解方精通几国语言，在朝鲜停战的谈判中，他作为我方代表的谈判人员之一，给美国人留下深刻印象。当时美军虽然战败，但在谈判桌上仍旧十分傲慢，面对美军的刁难，解方总能应对自如，常常令美军无言以对，因此，他也成为美方代表十分关注的人物。时任美方首席谈判代表的乔埃，在他的回忆录这样评价解方，说：“解方的思维清晰，反应敏捷，不好对付，是个谈判劲敌。”美国著名军事家赫梅斯也评论说：“他在谈判桌上足智多谋，令人畏惧。”可见，在谈判桌上，解方令美国人十分头疼，重挫了美国人嚣张的气焰。彭总还说，回国后要把他推荐给周总理，让他去干外交。所以，解方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贡献是很大的。但为何在1955年授衔时，他仅被授予了少将呢？首先，当时授衔不止看功劳，还要看资历。解方入党时间相对较晚，1936年入党，而授予中将军衔的将领大多是在1930年之前入党的，解方入党时间比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同级职务的其他将军都要晚。因此，他没有参加过长征，没有红军时期的经历，缺乏土地革命时期的资历，这也就影响到了他的授衔。其次，解方的战绩也不明显，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并没有独自统率部队作战的经历，当然，参谋长的职务也是一个局限，这也注定了在评衔时他所占优势有限。再者，解方将军也没有达到更高军衔的评判标准，因为按照当时的授权标准，授予中将必须是在1952年之前担任过副、准兵团级职务的，而解方的军队职务在新中国成立前都不高，顶多算是正军级。此外，还有一点可能是他的出身受限，他是地主出身，也有不少人因此非议。所以，最后即使彭老总找了毛主席抱怨，也难以改变结果。但解方将军并未因此而有任何怨言，在新的岗位上，他仍旧兢兢业业工作。1984年，解方将军病逝，享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