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杨迪回忆第180师悲剧时，毫不隐晦的指出就是师长郑其贵作出了错误判断！提起抗美援朝，咱们脑子里闪过的都是热血沸腾的画面：上甘岭、长津湖……但战争这东西，从来不是只有凯歌高奏，它也有让人扼腕叹息的一面。第180师在第五次战役中的遭遇，就是一道血淋淋的伤疤，直到今天，快八十年过去了，提起来还让人心里发堵。这几年，随着越来越多资料的解密和老兵回忆录的出版，关于180师的讨论在网上就没停过。就在去年，2024年国防大学的一篇内部研讨论文里，还专门把180师的案例作为“信息迷雾下的战场决策”典型来剖析。大家争论的焦点，绕来绕去，最后总会落到一个名字上——师长，郑其贵。当年就在志愿军司令部，给彭老总当“千里眼”和“顺风耳”的作战处副处长杨迪，在他的回忆录里，那话说得是相当直接，一点没绕弯子，直接就把矛头指向了师长郑其贵。杨迪是谁？他可是天天在彭总身边，盯着整个朝鲜战局地图的人，每一道命令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他心里门儿清。他说的话，分量有多重，不用我多说了吧。那郑其贵到底错在哪儿了？杨迪点出了几个致命的节点。第五次战役后期，我军全线后撤，情况非常紧张。上级给60军的命令是，让一部分部队在汉江以北组织防御，掩护主力转移。60军就把这个“烫手山芋”扔给了180师。问题来了，这个命令到了郑其贵那里，理解上就出了岔子。啥叫掩护？说白了，就是且战且退，用空间换时间，像个弹性十足的屏障，顶一下，撤一步，目的是保全主力。可郑其贵呢，他把“掩护”当成了“死守”。他命令部队在三八线以南的北汉江两岸，正面宽达二十多公里的区域，摆开了一个“一”字长蛇阵，准备跟敌人硬碰硬。这是什么概念？180师当时经过连番苦战，减员严重，弹药粮食都快见底了，就这么点兵力，撒在这么宽的战线上，面对的是机械化的美军几个师。这不等于把鸡蛋往石头上磕吗？兵力一分散，处处是弱点，敌人随便从哪儿一捅，整个防线就得散架。杨迪在回忆录里就急啊，他说，当时司令部给各兵团的指示是，敌人反扑时，咱们要“留置有力的步兵、炮兵、坦克部队于主要方向，节节抗击，大量杀伤消耗敌人”。看清楚了，是“节节抗击”，不是让你原地死扛。这个理解上的偏差，是悲剧的第一个缺口。紧接着，第二个错误，也是最让人痛心的，就是犹豫不决，错失了最后的突围时机。当美军和韩军从东西两翼包抄过来，180师的后路很快就被切断了。这时候，军部命令他们向北突围。可郑其贵是怎么做的呢？他还在等。等军部更明确的指示，等友邻部队的消息。战场上，战机那可是按秒算的，稍纵即逝。他这一等，就把部队牢牢地钉死在了敌人的包围圈里。但设身处地想一想，一个师长的肩膀上，扛着一万多号兄弟的性命，谁敢轻易下决心？可军人，尤其是一线指挥官，最需要的就是当断则断的魄力。战争不相信眼泪，更不给你犹豫的时间。你一犹豫，敌人就把绞索套得更紧了。最后，当部队被彻底分割包围，弹尽粮绝的时候，郑其贵作出了那个被后人诟病最多的决定：分散突围。5月27日晚上，师部开会，决定把电台、密码本这些核心机密销毁，然后化整为零，各部队自己找路往北跑。这个决定一下，整个180师的指挥体系瞬间就崩溃了。一个成建制的野战师，一下子变成了一盘散沙，成了上万名在敌后各自为战的散兵游勇。杨迪对此的评价是毫不留情的。他说，集中兵力，哪怕是朝一个方向猛打，打出一个缺口，冲出去一部分人，也比这样强。分散突围，听起来好像给了大家生路，实际上是把所有人都推入了绝境。没有统一指挥，没有后援，没有情报，士兵们就像没头的苍蝇，在人生地不熟的朝鲜山地里乱撞，最终结果可想而知。当然，把板子全打在郑其贵一个人身上，也有点不公平。180师的悲剧，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比如，60军军长韦杰在指挥上是不是也有责任？兵团一级在察觉到180师陷入重围后，有没有尽全力去解救？这些都是至今仍在争论的话题。而且，郑其贵本人，也是个打过不少硬仗的战将，并非草包。他之所以犯下这些错误，背后是巨大的压力、混乱的情报和几乎中断的通讯。在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境里，任何一个决策都可能是错的。但话说回来，责任，终究是要有人来负的。作为全师的最高指挥官，郑其贵的判断失误，是导致这艘大船最终沉没的最直接原因。这一点，杨迪作为当时最高指挥机关的核心人员，看得最清楚。他的回忆，就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切开了问题的核心。180师的悲剧，就像一个警钟，时刻提醒着我们：战场上，容错率永远是零。每一个决策，都必须用最坏的打算，做最充分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