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一个越南女子掀起上衣，一边小心翼翼地给一条狗喂奶，一边心疼自己还在饿着的孩子，她这么做，只为赚1美元！那时的越南正陷在战争的泥潭里，炮弹炸出的坑洼地随处可见，庄稼地早被烧成了黑土。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像吊在房梁上的破麻袋，风一吹就晃荡。有个叫安妮的越南女人住在南边的小村子里，男人当兵没了音讯，留下个吃奶的娃娃。这天村里来了俩美国人，带着条刚下崽的母狗，说是狗崽子饿得直叫唤，要找奶妈。安妮抱着自家饿得直哭的孩子，眼睛盯着美国人手里那张皱巴巴的美元票子。村头杂货铺的米缸早见了底，再弄不到吃的，孩子就要撑不住了。她咬咬牙解开衣襟，让那条黄毛狗崽子凑上来。狗舌头舔得她直起鸡皮疙瘩，怀里亲生的娃儿倒饿得连哭的力气都没了。村里几个长舌妇扒着墙根看热闹，指指点点说这女人连畜牲的饭都抢。美国人临走前塞钱时手直打颤，兴许是臊得慌。这事儿在村里传开后，大伙儿看安妮的眼神都带着刺。可谁也没想到，三天后村里来了个穿白大褂的法国大夫，说是红十字会的，在村祠堂支了临时诊所。这大夫见安妮抱着瘦成麻杆的孩子，二话不说给喂了退烧药，还塞给她半袋子奶粉。这法国大夫是个实在人，看安妮手脚麻利，就留她在诊所打下手。每天帮着烧开水、叠纱布，月底能领三斤玉米面。村里人开始还嚼舌根，后来见安妮真把诊所收拾得利利索索，慢慢也不说闲话了。最要紧的是，诊所里那些外国药片真能治病，发烧的娃娃吃下去，隔天就能下地跑。入了秋，村里妇女们聚在井台边洗衣服，话头不知不觉就转到安妮身上。都说她这算因祸得福，倒腾出条活路来，有几个胆子大的，跟着去诊所帮忙晒草药，换点盐巴火柴。这么着七拼八凑，竟攒出个互助小组，夜里男人们巡防去了，女人们就聚在祠堂里，把各家的破衣裳拆了缝绷带，外国来的志愿者教她们认急救草药。要说这世道也怪，美国人前脚刚走，后脚又来了批瑞士的志愿者。带着印红十字的铁皮箱子，里头装着铁锹锄头，说是要教大伙种抗病的番薯，这品种不怕旱又经得住虫咬。村里老庄稼把式起初直摇头，后来眼见着种下去的苗子真窜出绿芽，这才信了洋人的邪。转过年来开春，村里妇女们捣鼓出新花样，把祖传的织锦手艺拾掇起来，绣些个荷包桌布。赶集的日子托外国志愿者捎到西贡去卖，换回来的钱够买两头猪崽。最红火那阵子，二十几个女人天天凑在祠堂飞针走线，外国来的摄影师举着相机咔咔直拍，说要登在《时代》杂志上。要说这变化，最显眼的是村头那片晒谷场，原先堆着烂木头和弹壳，现在支着三排竹架子，晾着新染的蓝布。外国志愿者帮着盖了间瓦顶仓库，里头码着整整齐齐的草药包。村里的娃娃们脸蛋见了肉色，最皮的几个还敢追着救护车要糖吃。安妮还是住在原先的茅草屋里，不过墙上多了张镶相框的奖状，是省里发的"生产模范"。她男人始终没回来，有人说看见他跟着北边的队伍走了。如今她白天在诊所配药，晚上教新来的媳妇们认字。那回给狗喂奶的事早没人提了，倒是常有人看见她抱着别人家的娃娃喂米汤。战事还没消停，炮弹声隔三差五还能听见，可村里人心里踏实多了，仓库里屯着够吃半年的粮，地窖里藏着救急的药。外国来的志愿者换了好几茬，有德国的工程师来修水井，澳大利亚的农学家教种咖啡豆。祠堂门口的黑板上，歪歪扭扭写着法文和越南话的草药名字。要说这日子怎么变好的，村里老人都说像滚雪球。起先就安妮那档子糟心事，后来牵出诊所，带出互助组，再引来外国援助。现在邻村都派人来学经验，扛着自家晒的鱼干当学费。最想不到的是，去年西贡大饭店居然派人来收绣品，说是要当高档纪念品卖。天擦黑的时候，安妮常抱着已经会走路的娃娃坐在祠堂门槛上。看妇女们嘻嘻哈哈地搬草药筐，看外国志愿者在油灯底下画图纸。炮弹炸响的时候，她会把娃娃搂紧些，但不再像从前那样浑身发抖。仓库顶上新装了铁皮，能防得住弹片，地窖里存着够全村人躲三天的干粮。村口那棵被烧焦的老榕树，不知什么时候抽出了新芽，树杈上挂着妇女们编的祈福红绳，风一吹就晃啊晃的。路过的外国记者总爱在这儿拍照，说这景象最能体现"战争中的希望"。村里人听不懂这些文绉绉的词，就知道仓库里的粮食是实打实的，地里的庄稼一茬接一茬地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