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回老家，跟几个高中同学一起吃饭。开席没多久，同学A就说他有个老领导在隔壁，要过去敬杯酒。大概十来分钟过后，A回到包厢，一边倒酒一边问我：“刚才在隔壁看到赵×梅老师，好像是你小学老师吧。”我头也没抬，回了一句：“是的。”“那你该过去敬杯酒啊。”“不去了。”“哎呀人家好赖是你老师嘛，师生名分可是一辈子的，走，咱俩一起过去。”其他几个同学也跟着帮腔，我还是冷冷一句：“不去了。”A可能是觉察到了我的异样，问：“你是不是跟赵老师有啥矛盾？”——不准确。我不是跟她有矛盾，是跟她有仇。二十多年前，我在大别山麓一所农村小学读四年级。学校条件比较差，中午只能在教室里午睡——两个同桌搭伙，一个睡桌子、一个睡凳子，好在那时候我们个子都不高，将就着也就睡着了。我的同桌叫张少峰，他老爸是那所小学的副校长。张少峰不爱学习、上课老是睡觉，但人品倒不坏，没干过什么仗势欺人的事。一个盛夏的午后，我们又开始集体午睡。张少峰可能是上课的时候睡多了，躺在桌子上怎么也睡不着，老是拿笔捅我；我困得不行，实在忍无可忍就说了他一句：“别闹了！等下老师来了！”话音未落，老师就站在了我们面前——就是当天值日的赵×梅老师。我们班的教室在走廊最后一间，赵老师要从外面走进来，应该已经看到了事情的经过；再说了，张少峰捅我的那支笔还捏在手里，可谓人赃俱获。就在我以为老师要主持公道的时候，她发话了。那个语气，我记得一辈子：“孟××，你给我去操场上跪着！”我一下子愣了神，嘟囔了一句：“是他捅我的……”“还犟嘴！出去！”当年我才9岁，对于那个年代的农村孩子来说，老师的命令是不可违抗的。我只能走出教室，走到阳光炙烤下的操场上。“跪下！”我不知道自己跪了多久。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那些家住在学校附近的低年级孩子三五成群地回到学校，他们像看西洋景一样看着跪在操场上的我。听了我的故事，同学们感慨了一阵。“哎呀，不奇怪，那时候谁没挨过老师打呀？”“是啊，都几十年前的事情了，算了吧。”“我学过心理学，人嘛，不放过别人也就是不放过自己。再说你现在混得也不错，就别计较了。”我一点都不奇怪同学们的反应。因为我不是第一次跟别人讲这个故事，也不是第一次听到类似劝我“放下”的话。——事不关己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宽宏大量的。我冷冷一笑。“听了大家的话，我觉得挺有道理。”“既然大家都觉得这事没什么，那好，现在外头不热也不冷，哪位做个表率，出去跪在地上？”“我也不用你跪多久，十分钟就行；要是怕丢人，找个没人的地方跪也行，够宽容了吧。”“怎么都不去跪呢？”“只要有一个人肯跪，我立马去给赵×梅敬酒道歉，说我小心眼这么些年都在记恨她。”“怎么，都不去？”我回头叫住了假装去倒酒的A同学。“我记得你女儿现在就念小学吧，如果她在学校里无缘无故被老师罚跪，你会不会原谅？”鲁迅先生说过：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郭德纲还有个更通俗的版本：要远离那些什么都不明白就劝你大度的人，因为雷劈他的时候可能会连累到你。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正是树立自尊心、自信心的时候，却被象征权威的老师逼到操场上，在众目睽睽之下罚跪。她对我造成的伤害永远也无法弥补。在我心中，她就像岳飞像面前的奸臣，永远都只是一个跪着的小人。我并不想报复她，但我不会原谅她，既然她当年胆敢种下罪恶，就理应收获仇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