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毛主席曾强调，未经实地考察就无权发表意见。评判一位官员的优劣，关键在于听取民众对他的看法，这是衡量其工作成效的核心准则。
在巡视各地时，毛泽东同志始终保持着与基层群众的密切联系。每到一处，他都会主动接触当地居民，详细了解地方干部的履职情况。对于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他秉持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采取批评教育的方式加以纠正。而对于严重失职、造成恶劣影响的干部，则坚决采取组织措施，予以撤职并追究责任。这种做法既体现了对群众利益的重视，也彰显了党的纪律严肃性。
毛泽东的施政方针深得民心，赢得了普通百姓的广泛支持。对于那些在民众中口碑良好的干部，他同样给予重用和提拔，充分体现了用人唯贤的原则。这种用人机制不仅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也巩固了党与群众的紧密联系。
【毛主席：柯庆施怎么样】
195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在上海的锦江饭店召开。这次会议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他在会上就工作方法发表了重要讲话，内容涵盖了16个关键问题。
这次会议共有81名中央委员和80名候补中央委员到场。此外，中央各部委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把手，虽然不属于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也受邀参加了会议。
在此次会议上，对多项经济数据进行了修订。钢材生产目标从之前的2000万吨下调至1800万吨，其中优质钢材定为1650万吨；煤炭产量指标从4亿吨调整为3.8亿吨；重点基建项目数量从1500个压缩到约1000个，相应投资规模由360亿元降至260亿至280亿元之间；粮食和棉花产量指标保持不变，其他农产品的生产目标则略有下调。
会议还审议并通过了1959年国家经济发展规划方案，同时对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情况进行了评估。会议强调，要继续保持高昂的工作热情，坚持苦干、实干加巧干的工作作风，全面挖掘各领域的潜力，深入推动增产节约活动。
会议还研究了国家机构领导人的推荐名单。这些候选人名单会在与沟通后，提交给即将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间隙，毛主席应邀参加了一场舞会。在与一位大学女教授共舞时，他一边展现着娴熟的舞姿，一边与对方轻松交谈。
在谈话过程中，毛泽东提及上海现状，向女教授询问：“上海的工作进展怎么样？”女教授回应道：“我是大学教授，不便评论。”
听了女教授的回答，毛主席觉得有些不解，于是继续追问：“你是不关心政治吗？”女教授解释道：“不是不关心，只是不敢去关心。”
女教授的言辞让主席感到更加困惑。随后，主席直视着她的双眼，询问道：“柯庆施的情况如何？”
毛主席直视着女教授的目光，目的是想通过她了解上海的现状，同时探听柯庆施在当地的执政表现以及百姓对他的看法。
面对毛主席的提问，女教授谨慎地回应道：“实在不敢多言。”毛主席接着问道：“那我？”女教授稍作思索，答道：“您才智超群，令人敬仰！”
面对女教授的回应，毛主席并未如他所料般获得轻松顺畅的交流。这番对话让他陷入了深思，正如他事后回忆时所说：“这位大学教授对我们的信任程度，似乎并不高。”
在毛泽东看来，这个问题意义重大。革命的核心在于服务人民。以往，军民关系如同鱼水交融，党与群众心连心，他能够及时掌握真实的社会动态；然而如今，这位女教授的态度却显得有所保留。
1954年，陈毅卸任上海职务，转任国务院副总理。与此同时，柯庆施从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调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正式接管上海事务。
柯庆施在上海担任领导职务时，以其严格的工作作风和果断的决策风格著称，因此被民众冠以“上海王”的称号。这一称呼不仅反映了他的权威，也突显了他在管理中的强势和独揽大权的特点。他的这种管理方式在当时非常显眼，成为其政治生涯中的一大标志。
毛主席曾提到：“柯庆施是我们党最早与列宁会面的成员。”作为中共资深党员，柯庆施的地位毋庸置疑，这一评价充分体现了他在党内的资深程度。
【王明：党内现在只有柯庆施见过列宁】
1902年，柯庆施在安徽歙县南边的竹溪村出生，他原本的名字叫柯尚惠，后来也用过思敬和怪君这两个名字，还有个号叫立本。
1916年，柯庆施离开家乡，到休宁万安的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习。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他积极参与了支持运动的活动。没过多久，学校以“思想错误”为理由，强制他退学。
1920年，年仅18岁的柯庆施与安徽同乡陈独秀建立了书信联系。当时，陈独秀已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和早期核心领导人之一。
陈独秀对这位年轻23岁的同乡颇有好感。没过多久，他便写信给柯庆施，希望他能到上海来寻求发展机会。
在上海期间，陈独秀常邀柯庆施到家里聊天，两人一聊就是很久。经过几次深入交流，陈独秀觉得柯庆施很有潜力，就安排杨明斋和俞秀松引荐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自掏腰包，支付了500两白银作为担保，成功将陈独秀、柯庆施等五位被捕人员从监狱中营救出来。这笔钱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十几年的收入。马林之所以能拿出这笔钱，是因为他当时兼任共产国际在华财务负责人，掌握着活动经费的支配权。这次营救行动不仅体现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也展现了马林作为国际代表的责任担当。事后，陈独秀等人得以继续开展革命工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1922年初，柯庆施与张国焘、邓培受党组织指派，前往苏联首都，出席了共产国际主办的远东地区共产党及民族革命组织首次大会。
在那段时间，柯庆施等三人有幸与列宁会面，列宁亲切地与他们握手并致以问候。周子健，后来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对此事有清晰的记忆。
1939年年初，我被安排到延安新设立的中共中央统战部任职。当时，王明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该部门的部长，而柯庆施则是副部长。据王明透露，柯庆施是党内唯一一位曾与列宁有过直接接触的人。
周子健这么讲是有原因的。1927年，曾经与列宁会面的邓培不幸遇难，而张国焘也背离了党的立场。这样一来，柯庆施就成了中共内部唯一一个亲眼见过列宁的成员。
从苏联归国后，柯庆施通过张秋人的引荐，迅速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该党早期的成员之一。
1923年，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委派柯庆施前往安庆进行党组织的筹建工作。在安庆期间，柯庆施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党的理念，开展了多项重要活动。
1925年10月，柯庆施收到陈独秀的书面指示，建议在安庆建立党组织。随后，柯庆施召集王步文、濮德治、许继慎、杨溥泉、濮德毅、彭干臣、高永春、姚光鼐、王同荣等九位同志，共同召开了中共安庆支部的成立会议。在会议上，柯庆施向与会人员传达了陈独秀的来信内容，并被推选为中共安庆支部的首任书记。
1924年，正值国共两党首次携手合作之际，柯庆施经林伯渠引荐，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随后，他被委以重任，担任国民党安徽省临时党部秘书长一职，并前往安徽履职。
在那段时间里，柯庆施凭借其合法身份，主动拉拢国民党左派人士，同时与中共中央军委的聂荣臻密切协作，共同推进军事动员和武装斗争。两人合作无间，有效地推动了相关工作。
1927年4月，蒋介石公开与革命决裂，对共产党人展开了大规模迫害。随后，柯庆施从太湖撤离，前往宿松与北伐军第二军第六师的党代表萧劲光汇合。在宿松县的天主堂内，柯庆施与萧劲光等人组织了一场规模达千人的集会，公开声讨蒋介石的背叛行为。
紧接着，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正式组建，柯庆施被委任为中共安徽省委书记。谈及这段经历，柯庆施在其《自传》中回忆道：
当时安徽的党组织遭到反动势力的严重破坏，各地机构几乎瘫痪，许多党员被迫流亡在外。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重建这些地方的党组织。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我们逐步恢复了安庆、芜湖、南陵、宣城、广德、旌德、寿县、六安、合肥、巢湖、庐江、桐城、宿县等地的组织。其中，六安、合肥、寿县、广德的工作进展较为顺利，成为我们的重点区域，而其他地区则只有少数几名党员在坚持工作。
1929年12月，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柯庆施被调往湖北省通山县黄沙镇，出任红五军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兼秘书长。在此期间，他与程子华共同策划并参与了“大冶兵暴”行动。
1930年6月，中央决定扩大红五纵队的规模，将其改编为红八军。何长工被任命为该军的军长，邓乾元出任政委，而柯庆施则被委任为政治部主任。此后，柯庆施还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一职。
1933年，柯庆施被调往北方，出任中共河北省委前委书记，负责指挥革命活动。他还前往张家口协助冯玉祥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并在其中担任了名义上的高级军职，以便更好地执行任务。冯玉祥的女儿后来回忆了这一情况。
据我父亲回忆，他曾与柯老在张家口共同参与组织抗日同盟军。当时，我们全家跟随父亲从泰山迁往张家口。
9月，柯庆施带领前委和抗日同盟军转移到了直中和直南地区，与当地的农民运动组织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军。在这一过程中，抗日同盟军成功攻占了怀柔和密云县城。
蒋介石对此事极为愤怒，联合日军和伪军，向抗日同盟军发起了强攻。
在激烈的战斗中，抗日同盟军由于兵力不足，弹药耗尽，最终大部分战士英勇牺牲。尽管这场战役以失败告终，但柯庆施的革命历程中，这段经历却闪耀着耀眼的光芒。
全面抗战打响后，柯庆施被派往延安，先后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职和延安女子大学的副校长。关于那段时间的柯庆施，电影演员张瑞芳曾这样描述：
在延安那会儿，大家还习惯叫柯老为老柯。我母亲和他住得很近，经常帮他缝补棉裤。东补一块，西补一块，最后连颜色相近的布头都用完了。母亲无奈地说：“只剩下一块红布了。”老柯毫不在意地回应：“红布也行。”就这样，他穿着一条带着红补丁的棉裤四处走动，依然精神抖擞。
1947年11月12日，石门市获得解放。鉴于柯庆施对北方地区了解深入，且具备出色的管理和协调才能，中央决定由他出任石门市市长一职。随后，石门市更名为石家庄市。
在担任领导职务期间，柯庆施在推动生产恢复和经济发展方面表现突出，成效显著。他的工作得到了刘少奇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新中国建设的典范"。柯庆施通过一系列有效措施，成功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快速复苏，为当时国家的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务实作风和卓越领导能力，使其成为那个时期备受瞩目的政治人物。
1949年冬天，柯庆施被调到南京，出任南京市市长一职。到了1952年11月，他又被提拔为中共江苏省委的第一书记。
【柯庆施：我平时只能清淡饮食】
1954年9月，柯庆施接替陈毅，出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这一人事变动标志着上海市委领导层的更迭，柯庆施正式接过了陈毅的职责，成为上海市委的最高负责人。此次调整是中共在特定历史时期对地方领导力量的重新部署，体现了党中央对上海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柯庆施能力的认可。柯庆施的上任，意味着他将全面负责上海市委的各项工作，推动上海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这一任命对上海乃至全国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后续上海的发展和建设奠定了领导基础。
柯庆施抵达上海后，立即颁布了一项禁令，禁止政府官员聘用女性秘书，并将此作为正式规定。然而，他在治理上海期间表现出明显的独裁倾向，拒绝接受任何反对意见，实行“一言堂”，因此被下属戏称为“上海王”。此外，柯庆施还具备一种特殊能力，能够准确解读上级的意图。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充分利用和推进沿海地区的工业发展。
根据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柯庆施迅速行动，在中共上海第一届党代会上确立了新的工业发展战略。他调整了上海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实行的保守紧缩策略，有效扭转了上海工业产值增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不利局面。
1958年，柯庆施作为市委代表，提出了上海工业产品应朝着“高端、精密、前沿”方向发展的战略构想。这一思路旨在推动上海工业向更高层次迈进，强调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的提升，以适应当时国家工业化进程的需求。这一提议不仅为上海工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国工业的进步提供了重要参考。
柯庆施很快把上海团队写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份材料，送到了正在杭州考察的毛主席手里，请他过目。
在审阅报告中提到"上海虽邻近台海需加强防御，但应抓住和平机遇推动产业升级，发挥传统工业基地优势"，并将其总结为"善用资源，有序推进"的方针时，毛泽东对柯庆施表示肯定："这份报告很有见地。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需要这种积极进取、勇于开拓的精神面貌。"
在南宁会议期间，毛主席将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报告递给周恩来，直接问道：“恩来，你觉得这份报告怎么样？你作为总理，能写出这种水平的文章吗？”
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中，周恩来总理开始进行自我反思。与此同时，党内普遍流传着柯庆施可能接替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的传言。
在发言中，毛主席多次用“柯老”来称呼柯庆施。实际上，柯庆施当时只有56岁，比毛主席年轻9岁。从那时起，大家也开始称他为“柯老”。
尽管柯庆施未能接替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但这一经历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从中领悟到一个重要道理：紧密追随毛泽东的路线是成功的关键，也是提升自身政治地位的有效途径。这一认识深刻影响了柯庆施后续的政治策略和行动方向。
柯庆施凭借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全力推动阶级斗争，尤其在意识形态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在他的领导下，上海的工作重心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原先以经济为主转向了思想文化领域。
1962年8月，在北戴河举行的会议上，毛主席强调阶级斗争在当前依然具有关键意义。针对这一观点，柯庆施向毛主席提出，他认为《海瑞罢官》这部作品实际上是通过历史故事来影射现实。
在与毛泽东的交流中，柯庆施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并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柯庆施还自豪地称自己是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
在目睹江青自称是毛泽东的"文艺战线卫士"后，柯庆施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契机。他迅速行动，将亲信张春桥安插到江青身边，使其成为她的得力助手。同时，柯庆施还将上海经营为江青的势力范围，为其提供了稳固的后方支持。
即便不谈政治立场，柯庆施在日常生活中也始终保持廉洁自律，尤其注重节俭。有一年春节前夕，他手下的一位负责行政事务的干部特意从家乡带来一只火腿，想让柯庆施尝尝鲜。
那位干部一进门，刚把火腿递给柯庆施，就遭到了一顿严厉的训斥。柯庆施毫不客气地质问：“这玩意儿从哪儿弄来的？赶紧拿走，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他态度坚决，丝毫不给对方面子，直接要求对方把东西带回去，甚至用威胁的语气强调了自己的立场。
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柯庆施在此次会议上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在当时的16位副总理中，他的排名是第六位。
1965年，柯庆施前往四川访问。在此期间，李井泉、李大章和廖志高等人特意安排了一场晚宴，邀请柯庆施共进晚餐。
为了款待柯庆施，李井泉等人特意从外地请来了擅长徽菜的名厨，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宴席。菜单上包括了杨梅丸子、松鼠黄鱼、沙地鲫鱼、炒鳝糊、翡翠虾仁以及火腿烧冬笋等经典徽菜，供柯庆施品尝。
柯庆施坐到餐桌旁，望着满桌丰盛的菜肴，脸上露出愉悦的笑容，轻松地说道：“医生建议我饮食要清淡，少碰油腻食物。今天难得放松，可以尽情享用美食了。”
餐桌上，李井泉和其他人不断向柯庆施举杯，柯庆施也毫不推辞，与众人畅饮，场面十分欢快。整个宴会上，大家谈笑风生，气氛异常活跃。
宴会结束后，柯庆施回到住处。由于毫无困意，他坐到书桌前，翻阅了几份文档。
柯庆施在宴会上已经喝了不少，但他觉得还不够过瘾，于是又配着花生米继续喝了几杯，直到尽兴才去睡觉。
深夜时分，柯庆施在睡梦中惊醒，腹部剧痛难忍。不久后，他陷入短暂昏迷。保健医生迅速赶到现场，经过检查，确诊为胆囊炎发作。
医生根据胆囊炎的常规疗法对柯庆施进行了诊治，但疗效并不显著。
柯庆施的健康状况在短短24小时内迅速恶化。四川的医疗专家对他进行了全面检查，最终确诊为胆囊炎合并胰腺炎。
1965年4月9日傍晚6点半，柯庆施在成都因病去世，终年63岁。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社会上对柯庆施的讨论逐渐增多。随后，有人向中央建议：“有必要对柯庆施的问题进行审查。”
当相关事宜被提交给邓小平时，他明确表示：“当前首要任务是审查康生和谢富治的问题，至于柯庆施的问题，可以稍后再处理。”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重要文件全面回顾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但在其中并未涉及柯庆施的相关问题。
柯庆施在后世评价中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历史进程中确实留下了不可忽视的印记。尽管人们对他持不同看法，但他在某些领域取得的成就是客观存在的。纵观其生平，柯庆施在多个重要时刻都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贡献不容抹杀。历史记录显示，他在特定时期和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影响力至今仍被提及。虽然对他个人的评价存在分歧，但他在历史舞台上的作为是确凿无疑的。
1988年，柯庆施的家属按照他生前的嘱托，向有关部门提交了迁坟申请，请求将其墓地移至安徽故土。这一申请很快得到批准，最终实现了柯庆施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