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的书法风格差异显著，但均体现了宋代“尚意”书风的核心特质，即强调主观意趣、突破法度束缚、追求个性表达。以下从多重因素展开分析：

一、个人经历与师承传统

苏轼：早年受儒家入世思想影响，黄州贬谪后转向佛道思想，书法风格从严谨转向豪放。其执笔采用“单钩法”（拔灯法），形成左秀右枯、点画厚重的特点。师承上融合徐浩、颜真卿、杨凝式等，尤其推崇颜真卿“变法出新意”，主张“心手相应”，强调内在精神。

黄庭坚：早年学周越，后反思其“俗病”，转学张旭、怀素及晋唐诸家。贬谪涪州后，书风突变，草书融入隶法，行书强调“擒纵”笔势，形成长枪大戟的跌宕结构。其“韵”论主张通过读书提升人格境界，以去除俗气。

米芾：早年学唐人（如颜真卿、欧阳询），31岁后转向魏晋，尤重王献之，形成“集古字”的复古路径。其“卑唐”理论贬低唐代法度，推崇魏晋自然率意，提出“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性格狂放，书法如“风樯阵马”，险峻多变。

蔡襄：师承周越、宋绶，上追杨凝式、颜真卿和二王，风格温润含蓄。虽被苏轼誉为“本朝第一”，但严守法规，难以畅意抒情，被视为尚意书风的过渡人物。

二、文化修养与艺术理念

苏轼：提出“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主张书法应兼具神、气、骨、肉、血。其美学思想突破传统妍媚标准，接受“丑”的审美价值，拓展了书法美学外延。黄庭坚：以“韵”为核心，认为书法境界与人格修养密不可分，强调“胸中有书数千卷”方能脱俗。其草书虽狂放，却暗含禅宗顿悟的理性控制。米芾：主张“自然古雅”，反对刻意工巧，追求书写时的天真状态。其书论《海岳名言》批评唐人“变乱古法”，推崇魏晋平淡。蔡襄：注重全面继承传统，行楷守法谨严，但缺乏情感突破，被视为尚意理论的实践铺垫。

三、社会背景与艺术创新

时代转折：欧阳修率先批判宋初书坛因循守旧，提倡“学书自成一家”，为尚意书风奠定理论基础。刻帖盛行导致传统笔法断裂，促使书家转向意趣表达。文人主导：宋代科举制度使文人成为书法主体，身份下沉（如苏轼屡遭贬谪），书法从宫廷实用转向个性抒怀。尚意书风与文人画、诗词的“写意”精神一脉相承。风格对比：苏轼行书以《黄州寒食帖》为代表，融合颜体浑厚与杨凝式疏朗，体现“无意于佳乃佳”。黄庭坚草书《诸上座帖》以长线波磔展现禅意，行书《松风阁》结构险绝，如“舟人荡桨”。米芾《蜀素帖》用笔八面出锋，结字欹侧，集古而自出新意。蔡襄《澄心堂帖》法度精严，但缺乏苏、黄的纵逸之气。

四、尚意书风的共性与差异

四人虽同属尚意，但路径不同：

苏轼以“意造”为宗，融合儒释道思想，开创文人书风；黄庭坚以“韵”立论，强调学问涵养，草书理性与激情并存；米芾以“复古”为革新，集古成家，技法精熟而意态天真；蔡襄承唐启宋，实践多而理论弱，为尚意铺路。

结语

宋代“尚意”书风的形成，是文人主体意识觉醒、社会文化转型与艺术内在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宋四家以各自的人生境遇、学养积淀和艺术探索，将书法从唐代“法度”中解放，赋予其抒情写意的文人特质，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继晋唐之后的又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