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人　牛耀祖

１９７３年，代了半年司务长的我还是脱下了那身军装退伍回家，未婚妻姜鸳鸯听说我退了伍，又与我分了手。

我在生产队劳动两个月后，突然接到了公社的通知，让我去县上参加为期１５天的短期培训。

我一头雾水，不知道这短期培训预示着什么。不过，我还是如期而至。思想学习，理论提高，１５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回到公社后我被分到了二道砭大队去当住队工作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二道砭大队革委会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农业学大寨的力度，争取让二道砭的粮食亩产过黄河跨长江。

其实二道砭大队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姜鸳鸯的家就在二道砭。我到二道砭大队刚两天就碰上了姜鸳鸯。当时，我们谁也没有理会谁就擦肩而过。一个礼拜过后，姜鸳鸯突然来到大队部硬是把我的被褥拿到了她们家。并说当初退婚是父母的主意，她是迫不得已。现在她已经说服了父母，同意了我们的婚事，只要我同意，我们可以随时结婚。

我对姜鸳鸯已经没有一点感情，她的反复无常更让我十分反感，不过姜鸳鸯根本就不在乎这些，她以为，只要她愿意，我就一定会感恩戴德，没想到我却对她抛出的橄榄枝视而不见。虽然我的被褥被姜鸳鸯抱回了家，但我却一个晚上也没在她们家住过，我与同事刘达会挤在了一张床上。

冬天到了，地里的农活少了，我们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去。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斗，新修梯田三十多亩，同时对于河滩的贫瘠土地也进行了加厚土层的改造。年年公社评比垫底的落后大队，终于捧回了有史以来的第一张奖状，我也从普通的住队干部，变成了住队工作组的组长。

过完年，全县三干会刚刚结束，公社就号召所有大队务必在正月初六开工。为了鼓动广大队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正月初五，二道砭大队就召开了动员大会，晚上还给群众演了一场电影。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正月初六却下了一场大雪，原定的正月初六开工的计划只能泡汤。

那天早晨，我扫完大队部门口的积雪，正准备回到刘达会的宿舍与他下棋时，突然发现盘山小路上有两个人抬着什东西正在艰难的行走着。而且有一个人竟然是一名姑娘。

当我看到姑娘在厚厚的积雪中摔了一跤时，我便想跑过去帮他们一把。我来到二人面前时才发现这个姑娘不别人，她竟然是二道砭大队第二生产队的地主分子张成银的女儿张亮颖。

当时农村的地、富、反、坏、右是有义务工的，下了雪，他们要扫路，生产队有工程，别人吃饭，他们要在工地看场子。当然，生产大队演电影时，他们要到公社把发电机抬过来，演完电影后他们又要把发电机送回去，这些活是不工分的。但四类分子的子女是绝对没有义务工。

于是我就问：“亮颖，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干这样重的活？”

与张亮颖一块抬发电机的富农分子何清发说：“本来是让我和亮颖他爸去送发电机的，可是亮颖他爸刚才摔了一跤腿肿得老粗，这发电机又耽误不得，因此，只能由亮颖代他爸送了。”　　

我见张亮颖抬着发电，双腿颤颤巍巍，并且膝盖处已经有血从棉裤里渗出，于是就说：“快放下发电机，我今天要回家一趟，我替你送！”

张亮颖擦了一把汗说：“不行，不行，这使不得！”

我知道张亮颖绝对不会轻易让我帮她，于是我脸一变严厉的说道：“发电机是宣传的重要工具，你难道还想故意把它摔坏，破坏宣传工作？”这一句话果然奏效，张亮颖只好放下了发电机看着我说：“我不敢破坏宣传，可这发电机咋办？”

“你只管回家去，别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看着张亮颖转身回了家，我这才与何清发抬着发电机向公社走去。

还没走出半里路，突然就碰到了姜鸳鸯，她见我抬着发电机便站在我的前面当住我的去路：“耀祖，这是四类分子干的活，你为什么要干？”

我推开她说：“谁规定我不能送发电机，难道我还不如四类分子？”

看到目瞪口呆的姜鸳鸯，我们头也不回的走了。

送完了发电机，我去公社卫生院买了点消炎药送到了张亮颖家，张亮颖的父亲千恩万谢，好话说了一箩筐，才把我送出门。

绝对没有想到姜鸳鸯就守在离张亮颖家不远的路口上，她见我从张亮颖家走出来便把嘴一撇说：“搞了半天，你是替张成银送发电机去了，回来时还给这个地主分子买药，难道你是看上张成银的女儿张亮颖了？”

“你净是胡说八道！”我怼了她一句话后竟然不知应该怎样去反驳，就在这时姜鸳鸯哈哈一笑说：“你的事情，我已经摸得一清二楚，如果你还想当住队工作组的组长，那就老老实实的与我合好，如果你还执迷不悟，可别怪我心狠手辣。”

我那里受过这样的威胁，于是便愤愤地说：“当不当住队工作组的组长不是你说了算，我就不与你合好，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说完这句话后，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正月十五刚过，我正组织二道砭的社员开展积肥活动，好种不如懒上，亩产能不能过黄河跨长江，最关键的问题是解决肥料问题。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突然被招回了公社。

余书记把一份群众来信递到了我的手上说：“你看看这份群众来信！”

我接过这封信看了一遍，竟然是反映我思想觉悟不高，路线斗争不明，立场不够坚定，与地主分子的女儿有不正当的关系。

我大概已经猜出这封群众来信绝对是出自姜鸳鸯的手了。还没等我把信还给余书记，第二封群众来信也递到了我的手中，这封信里反映的问题就具体得多了。我什么时候回家，什么时候与地主富农说了话，都说了些什么，都记得非常清楚详细。核心问题也是反映我的立阶级立场有问题。有些话，我是只对刘达会一个人说过，因此我断定这封群众来信绝对是刘达会写的。可是刘大会平时与我同睡一张床，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举报信？

只听余书记说：“耀祖，我非常看重你，你有魄力，有能力是个难得的好领导好干部。可是你知道，社会复杂，刘达会他有背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联合你们大队的某些人反映你阶级立场有问题，要知道这个问题是一个让人非常敏感的问题，想帮你，我也无能为力，因此，我只好把这次转干的唯一名额让给刘达会了，希望你理解。不要气馁，好好表现，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一定把你转为正式干部。”

听余书记如此一说，我总算知道了问题的根源，也明白了人心不古。于是我说：“你能把信让我看，就已经难能可贵了，我绝对不会怪你的。”

又过了几天，刘会达转为了正式干部，并且成了我的直接上司。我这个人虽然没多大的本事，但绝对不会看别人的脸色。因此我就选择了离开。虽然余书记多次挽留，但我还是回到了农村。

张成银听说我因他被辞退，心里非常过意不去。只要他来公社办事，无论如何都要来我家看看我。一来二去，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

当然张亮颖也经常来我家，不是送点野菜，就是送点水果，有时还让我陪她上山挖药。慢慢地我们也有了感情。

１９７５年在媒人的撮合下，我与张亮颖结了婚。

时间刚刚过去两年，高考恢复后，张亮颖这个初中毕业的地主女儿竟然考了上师范。两年师范毕业，张亮颖分在了我们公社的中心小学。也就是张亮颖毕业的一年，我以退伍军人的身份通过考试，成了我们公社的武装干事。

余书记，刘达会又成了我的同事，当然，以前的事我们谁也没有再提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