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在宥》是《庄子》外篇中的重要篇目，核心围绕“自然无为”展开，通过黄帝问广成子、云将与鸿蒙对话等寓言，阐述“清心寡欲”“收视反听”的修身之道，及“治天下者必无为”的治国理念，强调“道”的自然性与不可分割性，体现庄子对儒家“有为”思想的反思，深化了道家“顺应天道”“虚静自守”的核心主张，是研究先秦道家社会观的重要文本。

【原文】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尧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乐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长久者，天下无之。

【译文】只听说要以宽容自在之道对待天下，没听说过要用强制手段治理天下。所谓“自在”，是担心天下人放纵迷失本性；所谓“宽容”，是忧虑天下人扭曲自然之德。若天下人的本性不迷失、自然之德不扭曲，何需人为治理？从前尧治理天下，让百姓欢欣追逐本性，反而破坏了宁静；桀治理天下，使百姓痛苦压抑本性，又丧失了平和。无论破坏宁静还是丧失平和，都违背自然之德；违背自然之德却想长治久安，天下绝无可能。

【解读】庄子借尧与桀的反例，揭示任何人为干预（无论“善治”或“暴政”）都会扭曲人性：尧以“乐”诱导，导致人心浮躁；桀以“苦”压迫，使人性窒息。两者皆违背万物自然的本真状态（德），注定无法长久。真正的治理应如“在宥”，即不干涉、不评判，让生命依循内在规律自由生长。

【原文】人大喜邪，毗于阳；大怒邪，毗于阴。阴阳并毗，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伤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处无常，思虑不自得，中道不成章。于是乎天下始乔诘卓鸷，而后有盗跖、曾、史之行。故举天下以赏其善者不足，举天下以罚其恶者不给。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赏罚。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终以赏罚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译文】人若过度狂喜，会偏激于阳气；过度暴怒，会偏激于阴气。阴阳二气失衡，四季混乱、寒暑失调，反而会伤害人的身体！使人喜怒无常、生活失序、思虑困顿，半途而废。于是天下开始滋生纷争与极端，继而催生盗跖的暴行和曾参、史鱼的伪善。即便用全天下的奖赏也不足以激励“善”，用全天下的惩罚也不足以震慑“恶”。可见天下的法则绝非赏罚能驾驭。自夏商周以来，统治者喧嚷着以赏罚治国，人们哪还有机会安顿生命的本真！

【解读】庄子以“阴阳失衡”喻指人为干预对自然秩序的破坏：过度推崇喜怒（如赏罚制度）会扭曲人性，导致社会两极分化——暴戾者更暴戾，伪善者更伪善。赏罚看似维护秩序，实则是统治者对天道规律的僭越。真正的治世应摒弃外在强制，让人心回归“阴阳调和”的本然状态，而非陷入非黑即白的道德评判中。

【原文】而且说明邪，是淫于色也；说聪邪，是淫于声也；说仁邪，是乱于德也；说义邪，是悖于理也；说礼邪，是相于技也；说乐邪，是相于淫也；说圣邪，是相于艺也；说知邪，是相于疵也。天下将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将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脔卷獊囊而乱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岂直过也而去之邪！乃齐戒以言之，跪坐以进之，鼓歌以余儛之。吾若是何哉！

【译文】推崇视觉敏锐，是沉溺于色彩；推崇听觉灵敏，是沉溺于音声；鼓吹仁爱，实则扰乱天然德性；宣扬道义，实则违背自然之理；提倡礼节，是助长矫饰技巧；倡导音乐，是助长放纵奢靡；标榜圣贤，是助长人为造作；推崇智巧，是助长挑剔苛责。若天下人能安守生命本真，这八种主张存废皆可；若天下人背离本真，这八者便会如绳索捆缚、布袋裹挟般祸乱人间。可悲的是，世人竟尊奉珍惜它们！何其荒谬！人们不仅不摒弃，反而斋戒谈论、跪拜推崇、歌舞颂扬。对此我能如何呢！

【解读】庄子痛斥儒家标榜的“明、聪、仁、义、礼、乐、圣、知”八种价值，揭露其本质是对人性的异化：它们以道德之名制造标准，诱使人追逐外在形式（如色彩、音声），却背离内在自然（德性、天理）。当社会将人为规范奉为圭臬，生命本真便被捆绑扭曲，虚伪与混乱必然滋生。庄子质问：为何人们不醒悟这些“文明”恰恰是枷锁？其批判直指一切以“教化”为名的控制，呼吁回归“无待于外”的自在。

【原文】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故贵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无解其五藏，无擢其聪明，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神动而天随，从容无为而万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译文】因此，君子若不得已治理天下，不如无为。唯有无为，才能让万物安守本性。重视自身修养胜过治理天下的人，才可托付天下；珍爱生命本真胜过操控天下的人，才可交托天下。真正的君子不显露五脏欲望，不张扬耳目聪明，静如枯木却暗藏龙威，默如深渊却声震雷霆，心神一动即合天道，从容无为而万物如炊烟自然升腾。我又何必费心治理天下呢！

【解读】庄子以“尸居龙见”“渊默雷声”等意象，描绘“无为而治”的至高境界：统治者收敛主观意志（无解五藏、无擢聪明），看似静默却与天道共鸣，万物在其“不治”中自然有序。真正的权力源于对生命本真的敬畏（贵身、爱身），而非对控制欲的执着。此段将政治哲学升华为生命哲学，揭示“治天下”的本质是“不治”——放下干预，方得大化流行。

【原文】崔瞿问于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女慎，无撄人心。人心排下而进上，上下囚杀，淖约柔乎刚强，廉刿雕琢，其热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俯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其居也，渊而静；其动也，县而天。偾骄而不可系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胈，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然犹有不胜也。尧于是放讙兜于崇山，投三苗于三峗，流共工于幽都，此不胜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骇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毕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烂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于是乎釿锯制焉，绳墨杀焉，椎凿决焉。天下脊脊大乱，罪在撄人心。故贤者伏处大山嵁岩之下，而万乘之君忧栗乎庙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形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离跂攘臂乎桎梏之间。意，甚矣哉！其无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圣知之不为桁杨接槢也，仁义之不为桎梏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为桀、跖嚆矢也！故曰：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

【译文】崔瞿问老子：“不治理天下，如何安定人心？”老子说：“你需谨慎，切勿扰乱人心。人心受压则低沉，受激则亢奋，上下纠结如囚徒相杀，柔弱可胜刚强，尖刻如刀雕琢，炽热时如烈火，冷酷时如寒冰，瞬息之间可驰骋四海之外。静时如深渊沉寂，动时如悬天狂舞。激荡骄纵而无法束缚的，唯有人心啊！当初黄帝以仁义扰乱人心，尧舜劳累得大腿无肉、小腿无毛，勉强维持天下秩序。他们绞尽脑汁推行仁义，耗尽心血制定法度，仍无法平息动荡。尧流放讙兜于崇山，驱逐三苗至三峗，放逐共工到幽都，这正是治理失败的结果。到了夏商周三代，天下更陷入惊恐：下有暴君盗跖，上有伪善曾参、史鱼，儒墨学派纷纷登场。于是喜怒互相猜忌，愚智彼此欺诈，善恶相互否定，真假互相讥讽，天下由此衰败；大道分裂，性命破碎；世人追逐智巧，百姓耗尽心力。接着斧锯刑罚、规矩约束、刑具裁决纷纷登场，天下陷入大乱，罪魁祸首正是‘扰乱人心’。贤者隐居深山，君王忧惧庙堂，如今死者堆积、囚徒相挤、受刑者遍地，儒墨之徒却还在枷锁间挥臂高呼‘仁义’！可叹！他们毫无愧耻！我看所谓圣智不过是刑具的楔钉，仁义不过是枷锁的榫卯，曾参史鱼之流何尝不是盗跖暴行的先驱？所以说：抛弃圣智，天下方能太平！”

【解读】老子以“人心不可控”为基点，彻底否定人为治理：黄帝尧舜推行仁义法度，本质上是以“善”的名义强行改造人性，反而激化矛盾（如流放异己、刑具泛滥）。儒墨提倡的道德标准，实为束缚人心的枷锁，甚至成为暴行的借口（曾史为桀跖开道）。根治乱世唯有“绝圣弃知”——停止对人心的规训，回归自然无为之治。此段将政治批判推向极致：一切文明教化皆是祸根，治世之要在于“不治”。

【原文】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上，故往见之，曰：“我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谷，以养民人。吾又欲官阴阳以遂群生，为之奈何？”广成子曰：“而所欲问者，物之质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残也。自而治天下，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语至道！”黄帝退，捐天下，筑特室，席白茅，闲居三月，复往邀之。广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顺下风膝行而进，再拜稽首而问曰：“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治身奈何而可以长久？”广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问乎！来，吾语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慎女内，闭女外，多知为败。我为女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阳之原也；为女入于窈冥之门矣，至彼至阴之原也。天地有官，阴阳有藏。慎守女身，物将自壮。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吾形未常衰。”黄帝再拜稽首曰：“广成子之谓天矣！”广成子曰：“来！余语女：彼其物无穷，而人皆以为有终；彼其物无测，而人皆以为有极。得吾道者，上为皇而下为王；失吾道者，上见光而下为土。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故余将去女，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吾与日月参光，吾与天地为常。当我缗乎，远我昏乎！人其尽死，而我独存乎！”

【译文】黄帝成为天子十九年，政令通行天下，听说广成子隐居在空同山上，便前去拜见，问道：“我听闻您通达至道，敢问至道的精髓是什么？我想汲取天地精华来助长五谷、养育百姓，又想调和阴阳以顺应万物生长，该如何做？”广成子斥责道：“你问的是道的表象，想掌控的却是道的残渣！自你治理天下，云未聚便下雨，草木未黄便凋零，日月光芒日益黯淡，而你这类机巧之人心思狭隘，怎配谈论至道！”黄帝退下，放弃政务，筑静室、铺白茅，独居三月后再次求教。广成子头朝南躺卧，黄帝匍匐跪拜，恭敬问道：“如何修身才能长久？”广成子跃起答道：“问得好！至道的精髓幽深玄奥，至道的极致混沌无声。不看不听，凝神静气，形体自然端正。保持清净，不劳累形体，不耗费精神，方能长生。眼不视物，耳不闻声，心不求知，精神守护形体，生命自然长久。内守心神，外绝干扰，智巧多则败亡。我助你抵达光明之巅（至阳本源），踏入幽暗之门（至阴本源）。天地自有秩序，阴阳自有规律。你只需守住自身，万物自会昌盛。我持守纯一、调和万物，修身一千二百年，形体未衰。”黄帝叩首感叹：“广成子已与天合一！”广成子说：“听好！万物本无穷尽，人却以为有终结；万物本不可测，人却以为有边界。得我道者，上可为皇下可为王；失我道者，上见浮光下化尘土。万物生于土而归于土，我将踏入无穷之门，遨游无极之野，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世人终将死去，唯我得道永存！”

【解读】这段对话通过黄帝从“治国”到“修身”的转向，揭示道家核心命题：真正的“治”在于“不治”。广成子层层剥开黄帝的执念——批判“有为”：黄帝初问以“养民”“官阴阳”为目的，实则是以人力干预自然（如强求云雨、草木），广成子直指其背离天道，如同“剪碎人心”；修身即治世：当黄帝放弃权力、虚己问道时，广成子传授“无视无听，抱神以静”的修身法则，强调内在生命的自足性（慎守女身，物将自壮）；超越生死：至道者“与天地为常”，并非肉身不死，而是精神融入宇宙循环（百昌生于土而反于土），破除人对“主宰”与“永恒”的妄念。庄子借此寓言说明：试图控制外物（治国）必导致混乱，唯有回归内在（修身），才能与万物共成“大冶”。所谓“无为”，恰是对生命最深切的敬畏与信任。

【原文】云将东游，过扶摇之枝而适遭鸿蒙。鸿蒙方将拊脾雀跃而游。云将见之，倘然止，贽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为此？”鸿蒙拊脾雀跃不辍，对云将曰：“游！”云将曰：“朕愿有问也。”鸿蒙仰而视云将曰：“吁！”云将曰：“天气不和，地气郁结，六气不调，四时不节。今我愿合六气之精以育群生，为之奈何？”鸿蒙拊脾雀跃掉头曰：“吾弗知！吾弗知！”云将不得问。又三年，东游，过有宋之野，而适遭鸿蒙。云将大喜，行趋而进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愿闻于鸿蒙。鸿蒙曰：“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游者鞅掌，以观无妄。朕又何知！”云将曰：“朕也自以为猖狂，而民随予所往；朕也不得已于民，今则民之放也！愿闻一言。”鸿蒙曰：“乱天之经，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兽之群而鸟皆夜鸣，灾及草木，祸及止虫。意！治人之过也。”云将曰：“然则吾奈何？”鸿蒙曰：“意！毒哉！仙仙乎归矣！”云将曰：“吾遇天难，愿闻一言。”鸿蒙曰：“意！心养！汝徒处无为，而物自化。堕尔形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释神，莫然无魂。万物云云，各复其根，各复其根而不知。浑浑沌沌，终身不离。若彼知之，乃是离之。无问其名，无窥其情，物固自生。”云将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得也。”再拜稽首，起辞而行。

【译文】云将往东游历，经过扶摇神树枝头时遇见鸿蒙。鸿蒙正拍腿跳跃嬉戏，云将惊疑驻足，恭敬问道：“您是谁？为何在此？”鸿蒙不停跳跃，只说：“遨游！”云将追问：“我想请教——如今天地之气不和，四季混乱，该如何调和六气精华养育万物？”鸿蒙转头摆手：“我不知道！”云将无奈离去。三年后，云将在宋国郊野再遇鸿蒙，急切叩拜求教。鸿蒙答：“我漫游无所求，自在无所往，旁观万物本然，能知道什么？”云将叹：“我本想放任无心，百姓却追随我；如今反被民愿牵制，该如何？”鸿蒙斥道：“扰乱自然法则，违背万物本性，致使兽群离散、鸟兽夜啼、草木受灾、昆虫遭祸，这都是‘治理’的罪过！”云将问对策，鸿蒙说：“回去吧！修养你的心性！无为而治，万物自会化育。忘掉你的形体，抛弃你的智巧，混同于混沌自然，心神空明如无魂之躯。万物纷纭，终将回归本根，却不知如何回归。浑沌如一，终生不离本源。你若刻意求知，便已背离大道。莫问名相，莫究情理，万物本自生长。”云将悟道：“天赐我德性，以静默示我。躬身求索，终得真谛！”拜谢离去。

【解读】庄子借鸿蒙之口，揭示“有为而治”的荒谬：云将意图调和六气、养育万物，本质是以人为意志凌驾自然（“乱天之经”），结果引发生态链崩溃。鸿蒙提出的“心养”即回归无为——摒弃治理冲动（堕形体）、消解智巧（吐聪明），使自我融入自然混沌（大同乎涬溟）。万物“各复其根”的奥义在于：生命自有秩序，人为干预只会割裂其与本源的联系。真正的“治”不是改造，而是放手，在“不知”中见证天地的自化与自足。

【原文】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恶人之异于己也。同于己而欲之，异于己而不欲者，以出乎众为心也。夫以出乎众为心者，曷常出乎众哉？因众以宁所闻，不如众技众矣。而欲为人之国者，此揽乎三王之利而不见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国侥倖也。几何侥幸而不丧人之国乎？其存人之国也，无万分之一；而丧人之国也，一不成而万有余丧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岂独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是谓独有。独有之人，是之谓至贵。

【译文】世俗之人，都喜欢别人赞同自己，厌恶别人与自己不同。认同自己就亲近，不认同就排斥，不过是以“标新立异”自居罢了。但一心求异者，又何尝真正超越众人？依赖众人认可来巩固己见，反不如众人智慧广博。那些试图以己见治国之人，不过是贪恋夏商周三代君王的权势，却看不见隐患。这是拿国家命运赌博！靠侥幸治国者，有几个不亡国？保全国家的概率不到万分之一，而毁灭国家的风险却是万无一失！可悲啊，掌权者竟如此无知！拥有国土者，实为拥有“大物”（天下）。真正驾驭“大物”之人，不可被物所役。能主宰万物而不沦为物的奴隶，方可称为“物物者”。明白“主宰万物者非物”之理者，岂止能治理天下？他逍遥于天地之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这才是“独有之人”。独有之人，方是至高无上的尊贵者。

【解读】庄子犀利批判权力者的控制欲：世俗统治者追求“万众归心”，本质是以自我标准绑架他人，将治国异化为满足私欲的工具。这种“求同排异”的逻辑看似彰显权威，实则是精神贫瘠（因众以宁所闻）与认知狭隘（不如众技众矣）。真正的“至贵者”须超越“物”的层面——既不执着于占有国土（有大物而不物），也不被道德、智巧等概念束缚（物物者非物），以“独有”姿态回归天道自然的纯粹自由。此段将政治哲学升华至存在哲学：治国的终极答案不在“治”，而在破除“我执”，与万物共游于无待之境。

【原文】大人之教，若形之于影，声之于响，有问而应之，尽其所怀，为天下配。处乎无响。行乎无方。挈汝适复之挠挠，以游无端，出入无旁，与日无始。颂论形躯，合乎大同。大同而无己。无己，恶乎得有有。睹有者，昔之君子；睹无者，天地之友。

【译文】至人的教化，如同形体投射影子、声响引发回音，有问则自然回应，全然敞开胸怀，与天下万物共鸣。他居处时无声无息，行动时无迹可寻。带你穿梭于纷纭变化，遨游无始无终之境，出入无拘无束，与时光共融无界。他的言谈形貌，皆与大道同一。与大道同一便无“自我”，既无自我，又何来“占有”？执着于“有”的，是旧时的君子；洞见“无”的，才是天地的知己。

【解读】庄子以“影随形、响应声”喻指至人的教化不露痕迹：不刻意施为，却自然引发共鸣。真正的领袖消弭自我（“无己”），破除“占有”与“控制”的执念，在“无”的境界中与万物同频。世人追求“有”（规则、功名），实则背离天道；唯有体悟“无”，才能成为天地间自由的存在。

【原文】贱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为者，事也；粗而不可不陈者，法也；远而不可不居者，义也；亲而不可不广者，仁也；节而不可不积者，礼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为者，天也。故圣人观于天而不助，成于德而不累，出于道而不谋，会于仁而不恃，薄于义而不积，应于礼而不讳，接于事而不辞，齐于法而不乱，恃于民而不轻，因于物而不去。物者莫足为也，而不可不为。不明于天者，不纯于德；不通于道者，无自而可；不明于道者，悲夫！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

【译文】低微却不得不依凭的，是万物；卑下却不得不顺应的，是百姓；隐秘却不得不处理的，是世事；粗疏却不得不设立的，是法度；遥远却不得不持守的，是道义；亲近却不得不推广的，是仁爱；节制却不得不累积的，是礼节；中和却不得不推崇的，是德性；统一却不得不变通的，是大道；玄妙却不得不遵从的，是天理。所以圣人观察天道而不强加干预，成就德性而不受其束缚，践行大道而不刻意谋划，契合仁爱而不依赖它，淡化道义而不堆积它，顺应礼节而不拘泥它，承担事务而不推辞它，统一法度而不扰乱它，依赖百姓而不轻视它，顺应万物而不背离它。万物无需刻意作为，却又不可不作为。不明悟天理者，德性不纯粹；不通晓大道者，万事皆困顿；不懂大道之人，可悲啊！什么是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至高者，是天道；有为而负累者，是人道。天道是主宰，人道是臣属。天道与人道相差甚远，不可不深察！

【解读】庄子辩证看待世俗规范的必要性与局限性：万物、礼法、仁义等虽是人世“不得不为”的存在，但圣人始终以天道为纲——顺应万物而不被其绑架（如“因物不去”），借用规则而不被其禁锢（如“齐法不乱”）。天道与人道的根本分野在于“无为”与“有为”：前者如日月普照无偏私，后者如绳索捆绑生控制。真正的治世者须以天道为体（主）、人道为用（臣），在“不得不为”中保持“无心而为”，方能游刃于秩序与自由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