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飞是我们党里非常出色的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反抗袁世凯的运动，还有五四运动；他还出国去日本、法国和苏联留学。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时期，以及重庆谈判的时候，他都担任过我们党、我们军队的重要领导。在敌人的牢房里，王若飞受尽了各种严酷的折磨，但他始终坚持斗争了很多年。不管是环境好还是坏，甚至是面临生死的关头，王若飞对共产主义的信念都像石头一样坚硬，他真的是个忠心耿耿、敢作敢当的革命家，绝对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好榜样。

从法国里昂一路走到俄罗斯莫斯科：不断找寻真实答案的旅程我踏上了从法国里昂前往俄罗斯莫斯科的旅程，这一路上，我都在努力寻找真理。刚离开里昂时，我心里充满了对未知的好奇和探求真理的渴望。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次地理上的旅行，更是一次心灵的探索。沿途经过了许多城市和小镇，每到一处，我都会停下来，和当地人交流，尝试从他们的生活和故事中领悟真理的碎片。有时，我会在图书馆里泡上一整天，翻阅各种书籍，希望能从中找到智慧的火花。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发现，真理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东西。它可能藏在人们的笑容里，也可能显现在平凡生活的点滴中。我开始学会用心去感受，用眼去观察，用脑去思考，试图将这一切拼凑起来，形成对真理的更深刻理解。就这样，我一路走走停停，不断寻找，不断领悟。虽然路途遥远且充满挑战，但我从未放弃过对真理的追求。因为我知道，只有不断前行，才能离真理越来越近。最终，当我站在莫斯科的街头，回望这一路的经历，我深深地感到，真理其实一直都在我身边，只是需要我用心去发现，去感悟。而这趟旅程，也让我更加坚定了继续探求真理的信念。

1896年10月11日，王若飞在贵州省安顺县的一个有钱人家里出生了，他小时候叫运生，字继仁。王若飞打小就有个大志向，那就是改变中国，所以他一直都在找革命的真谛。他8岁那年，进了贵阳的达德学校。到了1917年，王若飞从达德学校毕业，还考上了官费去日本留学的资格。1918年春天，王若飞和其他8个贵州的官费留学生，还有20个自费生，跟着黄齐生老师从上海坐船去了日本东京。经过一番商量，王若飞进了明治大学，开始了自学生涯。他利用学校给的宿舍，还有那里的报纸杂志和书，拼命地学日语，还到处找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资料。他琢磨着十月革命是怎么来的，革命里有哪些值得学的东西，革命后那边政治经济又是啥样，他还开始慢慢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1919年五四运动闹得沸沸扬扬时，王若飞从日本赶了回来，一头扎进了反帝反封建的宣传里头。没多久，他就跟着舅舅黄齐生加入了“贵州教育实业考察团”，10月份一行人到了上海，正好赶上蔡元培、李石曾他们发动去法国勤工俭学的热潮。王若飞心里琢磨着，想出国看看外面的世界，找找革命的真谛，于是跟着黄齐生他们一起踏上了去法国的路。11月25号，王若飞他们终于到了法国的马赛港。转过年来，1920年初，他到巴黎边上的枫丹白露公学恶补法语。王若飞这人，性格豪爽，大大咧咧，老爱穿件宽松的大衣，戴顶高帽子，手里还夹着个大书夹子。这一身打扮，看着就像个大学教授，同学们便给他起了个“博士”的外号。

1920年4月14号，王若飞他们一行人去了法国南部，靠近里昂那地方的诺瓦省，在圣夏门钢铁厂找了份工作。圣夏门钢铁厂那可真是个大场子，有一万五千多人呢，到处都是高高的烟囱，铁轨也是横一条竖一条的。到了4月15号，王若飞去报到，头一个要决定的就是干啥活。一开始，他和好多同学都想干翻砂制模工。不过，听了几个先到的同学说，这活儿又苦又累，还脏得很，有些人就改了主意。但王若飞还是选了翻砂制模工。等他自己上手干了几天后，他很有感触地说：“翻砂这活儿，听起来好像挺粗糙的，其实里头精细着呢，我还觉得自己性子太粗，怕干不好呢！”

王若飞一直把学习放在心上，他觉得能到学校读书肯定是“很棒的事”，但他更看重也常提倡去“社会这所大学校”里历练。他讲过：“如果只想着拿几本书，在课堂上混日子，那在中国、日本都能学，没必要大老远跑到法国来。”他着重说明：“我这么说，不是说不该去学校，我以后也可能还会去学校，我的意思是，咱们追求知识和学问，不能光盯着文凭，死读书。”

1921年9月份，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还有王若飞他们一伙人，带头搞了个大动作。他们带着那些去法国半工半读的学生们，去抗议里昂中法大学的头头吴稚晖他们，说是不让勤工俭学的学生进门。学生们一激动，就直接把里大的校园给占了。王若飞在这次行动里头可是个挑大梁的角色。他在巴黎那边当代表，四处发传单，想让大伙儿都站在他们这边，给他们声援。可惜啊，占校园的斗争没搞成，蔡和森他们104个人就被遣送回国了。但赵世炎、王若飞这些人没放弃，还是留在法国继续跟那边斗。

1922年年初那会儿，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他们几个就开始琢磨着要搞个中国少年共产党。到了6月份，这帮人在巴黎聚到一块儿，开了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成立大会，最后选赵世炎当了书记，周恩来和李维汉做了委员。没过多久，王若飞也加入了“少共”，还被选为了执委会的委员。到了8月份，中共旅欧的总支部也成立了。九十月份的时候，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萧子璋这几个人，通过阮爱国，也就是胡志明介绍，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后来听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了，王若飞立马就给中共中央写信，申请要加入。没过多久，张申府和廖焕星就从国内带来了中央的回信，同意王若飞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王若飞这一路找来找去，总算是找到了自己真正信的东西。

1923年3月18号，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还有余立亚他们，从巴黎动身去了莫斯科。到了3月底，王若飞他们几个人就进了莫斯科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萧子璋后来回忆起那段时间，他说：“王若飞对中国的事情研究得很透彻，总是想把学到的都融会贯通。他对共产主义事业那是死心塌地的坚定，对国家民族也是忠心耿耿，他分析事理特别细致，记忆力又好，这些都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第一位河南陕西地区党的领导人

1925年3月底，王若飞从莫斯科回到国内。到了5月，中共中央派了唐际盛、王若飞他们几个人去开封，准备建立当地的党组织。到了9月份，王若飞参加了中共中央的四届二次扩大会议，跟大家讲了讲河南那边的工作情况。根据河南、陕西那边的情况和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央觉得得赶紧建个厉害的区委。所以到了10月中旬，王若飞就主持了个会议，宣布成立了中共豫陕区执行委员会，大家简称它为豫陕区委，王若飞当书记，黄平万当副书记。这个豫陕区委归中共中央管，同时也得听中共北方区委的。一开始，豫陕区委的办公地点在郑州的操场街，但很快就搬到了开封的西大街。

中共豫陕区委员会刚建起来没多久，李大钊就悄悄地跑到郑州来了。他和王若飞他们几个，一起聊了聊豫陕区委的工作情况。王若飞给李大钊详细介绍了党的工作进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还有军事工作这些方面的事儿，也说了说碰到的问题。李大钊仔细分析了河南督办胡景翼，就是国民革命军第2军的军长去世后，河南和陕西的局势，然后大家一起商量了接下来的工作重点，还特别提到了要和岳维峻搞好关系，多帮他一把。李大钊对豫陕区委的工作成果表示了肯定，还着重说了工人运动是当前的重中之重，得豁出去干好。豫陕区委听了李大钊的话，就定下了以工人运动为主，同时也不忘军事、农民运动、青年工作、妇女工作这些方面的计划。

1925年8月份，王若飞牵头搞了个会议，参会的有张昆弟、王荷波、李振瀛、马文彦等六个人，主要是商量怎么准备成立河南省总工会。大家忙活了二十多天，各个基层的工会都建了起来，还找出了一批工会的得力干将。王若飞觉得时机差不多了，就让张昆弟去开个区委的会，商量下马上成立省工会的事儿。到了9月18号到21号，郑州那边开了两个大会，一个是河南省总工会的成立大会，另一个是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后的头一回全路代表扩大会。

在王若飞书记带头的豫陕区委指挥下，河南的青年活动搞得热火朝天。7月8号那天，共青团开封地方委员会正式挂牌了。到了8月头上，河南省的学生联合会也在开封搞起来了，全省48个县、市一共派了90个代表来开会。到了10月份，李大钊给豫陕区委下了任务，说要稳住大后方，得把农民发动起来，组织农民协会。王若飞听了这话，马上召集豫陕区委的人开会，专门琢磨农民活动的事儿。会议一完，区委就派了好多干部下乡去调研，动员和组织农民。从那以后，河南的农民也开始有组织了。

1926年1月份，战局突然恶化，岳维峻在山东吃了败仗，只好跑回河南防守。到了2月，吴佩孚的部队又打进了河南，国民革命军第2军顶不住，全线逃跑，河南又落到了直系军阀手里。王若飞看出形势不妙，提前安排豫陕区委的人撤退，他派马文彦去焦作，负责从焦作煤矿安全转移党的领导成员。京汉铁路、陇海铁路的工会，还有省总工会的工作人员，以及豫陕区委那些常露面的领导，都分批从焦作离开河南，渡过黄河去了北边。王若飞接到命令要去上海，担任中央秘书长。他走之前，召集了豫陕区委留下的人员开了会，商量后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农村，派党的骨干去农村组织农民，开展革命。他还强调，党转入地下活动后，城里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得秘密进行，那些群众团体的办公地方也得赶紧撤。

从中央的大管家到浙江的领头人

1926年2月十几号的时候，王若飞离开了河南，到了北京。他去跟北方区委还有李大钊讲了讲豫陕区党委那边碰到的问题和学到的东西，并且还参加了党中央在北京搞的一个特别会议。到了3月底，他又去了上海，当上了中共中央的第一任秘书长。那时候，中央的机构挺不完善的，中央组织部连个带头的都没有，连专门的工作人员也缺，好多组织上的活儿都堆到了王若飞管的秘书处。王若飞忙得团团转，他不光要开会，还得帮陈独秀写中央的文件，另外还得搞定一堆中央的日常事务。

7月9号那天，国民革命军正式宣布要往北打。上海的工人们一看北伐军打得那么顺，也受到鼓舞，连着发起了三次武装反抗。王若飞就是第三次反抗行动的主要领头人之一。在第三次动手之前，他仔细琢磨了前两次为啥没成功，然后跑到南市区，到基层去扎实地做工作。等起义一开始，他就负责指挥南市区这边。起义成功了以后，陈独秀就让他先临时管着南市区委书记的活儿。

1927年春天，4月份那会儿，王若飞跟着中央的大部队，从上海搬到了武汉，为的是去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大会。在那次大会上，他被大家选为了中央委员。那时候啊，党内党外的斗争厉害得很，党员和干部们心里都挺乱的。王若飞看着眼前的困难局面，还有党内高层意见不合、不团结的情况，心里头那叫一个憋屈。大会结束后，王若飞就被安排去江浙区委干活了。结果才过了两个月，到了6月份，中央就把江浙区委给拆了，分别成立了江苏和浙江两个省委。在这之后，王若飞在江苏省委里，先后干过常委、书记、宣传部长，还有农民部长这些职位。

1927年8月份，7号那天，党中央在汉口火急火燎地开了个大会。八七会议一完事儿，王若飞就立马动手，按照党中央让搞秋收起义的指令，召集了省委的一帮人开会，琢磨江苏那边的情况。他琢磨着，得在宜兴、无锡、江阴、常熟这四个地方搞起义。省委那帮人对着宜兴、无锡这两地的情况，那是左分析右分析，觉得这两地的工农老百姓经过大革命的洗礼，那农民协会搞得挺广泛，党的工作也算是有了点根基。特别是无锡东北乡的农民，思想觉悟那是相当高，工作好开展。再加上这两个县靠着太湖，正好在沪杭宁铁路的中间，水陆交通都方便，在全国影响也大，所以就定下来，重点就在宜兴、无锡两地搞起义。

11月1号那天，宜兴有两千多农民开始闹革命，一下子就占了全城，还搞了个叫“宜兴工农委员会”的红色政府。但反动派势力太大，加上领头的人没啥经验，革命没搞多久就垮了。不过，这次宜兴的革命可是江苏头一回站出来跟国民党对着干，也算是苏南秋天革命的第一声炮响。为了跟上宜兴的步伐，在苏南搞出个大动静，江苏省委决定在无锡也来一场农民革命，这事儿交给了王若飞来办。11月头上，王若飞从上海跑到无锡，看看革命准备得咋样了。他在大会上跟大家说，中央八七会议之后，别的地方的农民都起来革命了，咱们江苏也得跟上，用咱们的枪跟反动派的枪干一架。无锡这场革命很关键，得好好准备。省委还派了夏霖同志来无锡，代表省委处理革命的事儿。革命就定在11月9号开始。大家得有信心，啥困难都得克服，争取胜利。会开完后，王若飞还跑到安镇附近的村里转了转，看了看地形，了解了解情况。到了9号那天，无锡东北乡的万多农民，在杭果人、严朴的带领下，打下了安镇等13个村子。那些地主老财的粮仓、房子都被砸了，地契、借条啥的都被烧了，罪大恶极的地主也被收拾了。但可惜啊，革命前头有人泄密，国民党无锡政府立马就派人疯狂搜捕共产党员和农会的人。到了11号晚上，无锡县委的窝点被端了，13号晚上，夏霖和无锡县委的几个头头，像乔心泉他们7个人，都被杀了。

客观看待，为陈独秀澄清事实我们应该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来为陈独秀进行一些必要的澄清。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个人物都有其复杂性和多面性，陈独秀也不例外。很多时候，人们可能因为某些历史事件或言论，对陈独秀产生了一些误解。但我们需要深入了解他的思想、行动以及所处的时代背景，才能更全面、客观地评价他。为陈独秀辩解，并不是要否认他的错误或不足，而是要还原一个更真实、立体的他。他的思想、行动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都有其特定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以平和、理性的态度来看待他。因此，让我们以客观、公正的眼光，重新审视陈独秀的一生，为他澄清那些不必要的误解和偏见。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历史，更全面地认识人物。

1928年6月份，中央做了个决定，派王若飞去莫斯科，让他去参与中共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王若飞呢，心里有点犯嘀咕，因为他之前干的活儿被中央说了好几次。不过，他还是答应去开会了，但有个条件，就是开完会得让他回国继续干活，这样大家就知道他去莫斯科可不是被罚的。结果，瞿秋白和周恩来听了就不乐意了，他们跟王若飞说，作为党员，就得听组织的，不能讲条件。王若飞一听，觉得他俩说得在理，就啥也没说，收拾收拾行李去莫斯科开会了。

◆在莫斯科城市边上，有个地方是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旧址。

6月18日到7月11日，中共六大顺利召开。在这次大会上，一共设立了十个专门的小组，王若飞被安排进了政治、组织、苏维埃、宣传还有农民土地问题这五个小组。共产国际的布哈林先生给大伙儿做了个政治报告，他深入浅出地聊了聊国际上和咱们中国的革命形势，还批评了陈独秀之前的右倾错误和八七会议后瞿秋白的盲动主义。王若飞在讨论这个报告时，站起来说了一次话，还发了两次言，他反思了自己当中央秘书长那会儿犯的错误。他说自己“那时候太嫩了，好多事情看不透，没搞明白陈独秀错在哪儿，就跟着瞎忙活”，“这事儿我也有份儿”。他点明了陈独秀错的有多严重，但也觉得八七会议和“十一月会议”上不让陈独秀参加讨论他的错误，这事儿做得不太对，所以陈独秀不来参加六大，也“有那么点道理”。他甚至建议，不如还让陈独秀当中央委员呢。不过，大家伙儿都不认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连王若飞替陈独秀说话，也被大家给说了。有人笑话他，说他就是陈独秀的“小跟班”。但十八年过去了，到了党的七大结束时，毛泽东专门跟王若飞说：“你在六大那会儿，对待陈独秀错误的态度，是对的。”

中共六大结束后，王若飞希望能留在莫斯科继续深造。共产国际答应了他的请求，还让他做了中国农会在农民国际的代表，和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余飞四人一起，组成了中共在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因为农民国际那边事情不多，王若飞就想去列宁学院进修。瞿秋白知道后，派潘家辰去考场，跟考试委员会说，觉得王若飞不适合入学。主考官让潘家辰当面说说理由。潘家辰说：“王若飞没资格进这学校，他和陈独秀走得很近。”王若飞不同意这个说法：“我承认我犯过错。革命失败，陈独秀责任大，但我也有错。我不能像有些人，事后才聪明，把错都推给别人，好像自己永远对。你们那时候提啥好建议了？不也就是跟着走嘛。我犯过错，往右了，也往左了，这些我都不想瞒着。”苏联的主考官说：“真是个勇敢坦荡的同志！”潘家辰又说：“他以前给陈独秀当过秘书。”王若飞解释：“我是党中央的秘书长，不是陈独秀一个人的秘书。”主考官问：“这先放一边，你还有啥要说的？”王若飞“革命受这么大挫折，我心里特别难受。但我相信党能吸取教训，以后一定能带领革命成功。”主考官说：“你被录取了。”到了1945年中共七大时，毛泽东还夸王若飞，说他在六大时对待陈独秀错误的态度是对的。王若飞愿意为陈独秀说话，这显示了他作为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不计较个人，实事求是。

凡事得替老百姓着想咱们做事，时时刻刻都得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别光顾着自己，得想想咱的决定、咱的行动对老百姓有啥影响。无论干啥，都得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考虑，看看这样做是不是真对他们有好处。总而言之，就是要时刻牢记，一切决策、一切行动，都是为了人民的福祉，为了让他们过得更好。

1931年夏天，王若飞完成了在列宁学院的学业，然后就接到任务回了国。那时候，九一八事变马上就要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正打算“彻底搞定满蒙问题”，小动作不断。大革命失败后，西北的党组织受到了重创。为了应对接下来可能出现的困难局面，王若飞以中共西北特委书记的身份，挑起了指导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重担，开始在内蒙古地区展开工作。他听了当地党组织头儿云泽（乌兰夫）的工作报告，还传达了党的命令。接着，王若飞自己动手制定了西北地区的工作计划。他不管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这些难题，跑到归绥（呼和浩特）、包头、五原这些地方，去了解当地党组织和农民协会的斗争情况，布置工作任务。在他的努力下，内蒙古地区的党组织和交通联络站又重新站了起来。

王若飞、林伯渠还有董必武三人都在重庆的办事处工作。

11月底的时候，因为有人背叛，王若飞在包头被抓了。被抓那会儿，他兜里揣着张纸条，上面记着好多同志的名字和联系地址。他急着想销毁，但来不及了，就塞嘴里打算吞下去。敌人一把掐住他的脖子，硬逼他吐出来。王若飞把纸条嚼得稀巴烂，连纸带口水全喷敌人脸上了。敌人对王若飞还抱有很大希望，想从他嘴里套出话来，把内蒙古的共产党员一网打尽。但王若飞特别硬气，一点没屈服。有天晚上，敌人冲进王若飞的牢房，吓唬他说：“只要你喊声‘招’，立马给你开庭；喊个‘不’，立马送你回老家！”王若飞直接回“‘招’这个字，我早就不认了！”敌人把王若飞拉到郊外，打算枪毙他，跟他说：“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了，人生就这么完了？还是想想清楚吧。”王若飞毫不犹豫地说：“别想了，开枪吧！”过了十几分钟，敌人还没开枪。王若飞知道这是敌人的诡计，他正气凛然地说：“你们想用死来吓唬我，让我出卖同志，这套对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根本没用！”敌人没办法，只好又把他押回牢里。

王若飞在牢里也不停地进行革命事业，他每天都坚持锻炼，还向狱中的难友们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他们，积极组织狱友和敌人进行斗争。在太原陆军监狱那会儿，他跟狱友们讲：“我们这些政治犯，得坚持要求无条件释放，敌人提啥条件，咱都不能答应，这是咱革命人的骨气。”1932年，黄齐生来到归绥监狱看望王若飞，王若飞让他帮忙带点文具进来。在牢里，王若飞写了很多文章，他拿笔当武器，写中共的历史，宣传党的方针，还写时评、书评这些。他还给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写了信，劝他以国家为重，带兵抗日，这确实对傅作义产生了一些正面的影响。

1936年那会儿，王若飞被转移到了山西关起来。阎锡山呢，就派他的心腹梁化之跑到牢里去劝他投降，说只要肯“合作”，马上就能走人。王若飞一听，直接回绝：“我现在脚镣手铐都戴着，怎么可能跟你谈什么条件出狱。至于出去以后要不要跟你们一起干，这不是我说了算的。我是个共产党员，得听自己。北方局一听，立马派柯庆施跑到太原，跟王若飞见了面，也跟狱里的同志们聊了聊，还查了查档案，最后证明王若飞在牢里确实是经受住了考验。

1937年那会儿，李培之、王景任、黄齐生还有王若飞都在太原待着。

1937年5月份，王若飞终于被放了出来，他立马就往延安赶。他后来回忆道：“那会儿我心里头那个激动啊，真是没法说。”到了延安，王若飞就开始琢磨抗战的新情况。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带领下，他参与制定了不少重要的方针、政策，忙活着各种组织工作。他先后当过陕甘宁边区党委的宣传部长、中央军委的参谋长、八路军总部的副参谋长，还有中共中央华北和华中工作委员会的秘书长、中央秘书长、中央研究局党务研究室的主任等职务。到了10月，王若飞写了篇文章叫《华北游击战争的展开》，里面总结了八路军在华北抗战3个多月的经验，好好分析了敌我形势，说明了抗战得打持久战，还强调了自个儿打游击、建敌后根据地有多重要，这给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思想又添了不少新东西。

1938年秋天的时候，中央琢磨着让王若飞去兼任八路军的副参谋长。王若飞就去找了毛泽东，跟他说：“我压根儿就没碰过军队的事儿，这活我干不来的吧？”毛泽东就劝他：“我起初也不是干军事的，后来不也慢慢上手了嘛。你接这个位子，没问题的。”王若飞一听，这才高高兴兴地答应了。

1944年5月，王若飞跑到重庆，跟国民党商量事儿。到了11月，中共中央决定董必武回延安时，让王若飞临时管管中共南方局工委。抗战一打完，中共中央就派了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再去重庆谈。到了1945年10月10号，周恩来和王若飞代表中共，在《政府和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上签了字。王若飞在重庆忙了快两年，把党交给的活儿干得漂亮，经常两边跑，延安、重庆来回汇报。在重庆的谈判，还有后来的政协和停战谈判里，王若飞是毛泽东、周恩来的好帮手，来回周旋，费了不少劲，干了很多实事。沈钧儒夸王若飞是“谈判高手”，“能说会道，立场坚定，啥难题都不怕”，还说他虽然跟王若飞认识不久，但这两年里，特别理解他、佩服他，“王若飞真是民主战士的领头人”。马寅初也说王若飞“脑子转得快，本事大，身体好，有决断力，一般人比不上”，“他不仅是共产党的宝贝，也是全国的宝贝”。

1945年的时候，王若飞和他的老婆李培之，还有他们的儿子毛毛，是生活在一起的。

1946年4月7号那天，党中央安排王若飞第二天返回延安，给中央讲讲政协那边的情况。王若飞和周恩来赶紧连夜商量工作，王若飞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啥事儿都得想着老百姓。”到了第二天，王若飞跟叶挺、邓发、秦邦宪、黄齐生他们一起坐飞机回延安，结果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那边出事了，他们全都不幸牺牲了。党中央后来追认他们为“四八”烈士。在重庆给“四八”烈士开的追悼会上，周恩来特别难过地说，没了王若飞同志，“就像是没了股劲儿，没了份鼓舞，没了个好帮手。”就连那些以前跟王若飞谈判的国民党大官，也都觉得王若飞是共产党里难得的人才。

王若飞离开重庆时，跟周恩来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干啥都得想着老百姓。”这句话，就成了他留给人民、留给党的最后话语，也概括了他一辈子为革命付出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