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年蚕豆上市了。

我坐在镇上的小摊边，晒着这个五月的太阳，目光时不时落在那堆青翠的蚕豆上。摊主是个戴着草帽的老太，手指粗糙如树皮，正用一把不太锋利的小刀剥着豆荚。

“阿桃，这蚕豆刚从山上摘的，你尝尝。”她递给我一颗剥好的，嘴角的皱纹堆成了小山。

我接过来，咬下去，一股清甜在舌尖扩散。这味道突然让我想起了刘强，我那个消失了三年的初中同学。

他最爱吃生蚕豆，剥开就往嘴里塞，说这样才能吃到最鲜的味道。

三年前的今天，也是这样的天气，刘强来找我借钱。

我在县城开了家小超市，位置还不错，就在县医院对面。每天早上7点开门，晚上10点关门，一年到头都不歇，就春节休几天。日子过得还算顺当，虽说不大富贵，但也踏实。

那天我正在清点货架上的饮料，就看到刘强穿着件旧夹克推门进来，鞋底磨得发白，脸色比三个月前我们同学聚会时瘦了一圈。

“阿桃，忙着呢？”他搓着手，眼神有点飘忽。

我点点头：“你怎么来了？喝点啥？”

他摆摆手，目光在店里扫了一圈，然后拿了瓶2.5元的矿泉水，掏出皱巴巴的零钱递给我。

我没接：“老同学来了，这点算啥。”

他抿着嘴笑了笑，把钱又揣回兜里，拧开瓶盖咕咚咕咚喝了大半瓶。我看他额头上的汗，知道他是走了很远的路。

县城不大，但从他住的那个乡下到这里，没有直达的公交，要转两次车，至少一个半小时。

“阿桃，我…我想做点小生意，缺点钱。”他说这话时，目光落在我身后的零食区，看着那些五彩缤纷的包装袋，好像那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我听了不算意外。刘强初中毕业就没再上学，在工地、餐馆、快递站都干过，一直没个安生。他爸早年得了一场重病，家里钱都花在治病上，后来还是走了，留下他妈和小他十岁的妹妹。他是那种典型的，生活一直没对他笑过的人。

“多少钱？”我问。

“八万。”他声音很低，“我想开个小修理铺，之前在外头学了两年手机维修。”

我愣了一下。八万不算小数目，是我攒了一年多的积蓄。说实话，我有点犹豫。不是不相信刘强，只是这个数目，让我本能地有些紧张。

“钱不是问题，”我听见自己说，“但你有把握吗？”

刘强从兜里掏出一个折得整整齐齐的笔记本，递给我：“这是我这两年学的笔记，还有一些生意计划。”

那本子的边角都翻卷起来了，每一页上都密密麻麻写满了维修步骤、零件价格。最后几页是他写的营业计划——每月房租、水电、进货成本、预估收入，写得比我当初开超市时还细致。

笔记中间夹着一张银行汇款单，证明他已经存了两万块钱。

“我准备了两年了，就差这最后一步。”他的眼睛里突然有了光，“我妹马上要上大学了，我得多挣点。”

我记得他妹妹，名叫刘月，安安静静的一个姑娘，听说学习特别好。

没等我再说什么，他就急急忙忙补充：“我一定会还的，给你打欠条，写得清清楚楚，利息多少都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阿桃。”

他说这话时，店门被推开，进来一个抱着小孩的女人，拿了包纸巾和一瓶奶粉。我去收银台结账，回头时，看见刘强盯着那罐奶粉的眼神，里面有种说不清的东西。

结完账，那女人抱着孩子出门了，小孩在她怀里咿咿呀呀地笑。刘强的目光跟着他们，一直到看不见。

“行，借你。”我说，“不用打欠条，利息也不用。你把钱挣出来，好好照顾你妈和妹妹就行。”

刘强眨了眨眼，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真的？”

“老同学之间，还能有假？”我拍拍他的肩膀，“明天来拿钱。”

第二天他来的时候，穿了件看起来洗过很多次但熨得平平整整的衬衫。我打趣他这是去相亲吗，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这衬衫是他爸当年的，只有重要场合才穿。

我把钱给他，他接过去，手微微发抖。

“三年，我最多三年就还你。”他说这话时，眼里的坚定让我信了。

可这一晃，就是三年过去了。

头半年，刘强偶尔会发微信，说店面租好了，生意慢慢在起步。后来联系越来越少，到最后，我发的消息石沉大海，电话也打不通了。听同学说，他的修理店开了没多久就关了，人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有次我去他家看望他妈妈，那是个面容憔悴的女人，头发花白，见到我很客气，但一提到刘强，就沉默了。只说他出去了，也不知道在哪里。从她躲闪的目光里，我猜，刘强可能又欠了一身债。

我没再追问，把带去的水果和几百块钱留下，就走了。

慢慢地，我也接受了这个现实。八万块钱，对我来说不是小数，但也不至于伤筋动骨。生活还是要继续，只是心里偶尔会泛起一丝苦涩。

没想到，就在前天下午，我正在补货，口袋里的电话突然响了。是个陌生号码。

“喂，请问是李桃吗？”电话那头是个年轻女孩的声音。

“是我，你是？”

“你好，我是刘月，刘强的妹妹。”

我愣了一下，手里的货品差点掉在地上。

“刘强他…还好吗？”我试探地问。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女孩轻轻说：“哥哥他…去年走了。”

我僵在那里，感觉血液凝固了一般。

“怎么…怎么会？”

“肝癌晚期，发现的时候已经扩散了。”女孩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已经说过很多次，“他不想让家里人担心，一个人去了广州治疗，钱花光了也没告诉我们。”

我突然明白为什么联系不上他了。一种难以形容的痛苦涌上心头。

“他最后有没有…有没有什么话…”我哽咽着问。

“他走之前，让我转告你，说对不起，没能还你钱，让你失望了。”她顿了顿，“还有，他让我今天必须打这个电话给你。”

“今天？为什么是今天？”

“因为今天是还款期限的最后一天。”她的声音有些哽咽，“他说过，三年，最多三年就还你。”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刘强啊刘强，你怎么这么傻。

“阿桃哥，你方便见一面吗？我有东西要给你。”女孩问。

我们约在县城的一家小茶馆见面。

刘月比我印象中长高了不少，眉眼间有她哥哥的影子，但气质沉静许多。她穿着简单的T恤和牛仔裤，背着个双肩包，看起来很朴素，但整洁大方。

“你现在在哪上学？”我问。

“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马上大三了。”她微微一笑。

“是个好学校。”我点点头，“刘强要是知道，一定很骄傲。”

提到哥哥，她的眼睛湿润了，但很快又控制住了情绪。

“其实，他知道的。”她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这是他留给你的。”

我接过信封，有些沉。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摞整整齐齐的现金，还有一本蓝色的笔记本。

“这是…”

“八万块钱。”她说，“哥哥在广州这三年，一直在攒这笔钱。”

我翻开笔记本，发现是本账本。每一页都记着日期、金额和来源。有些日子只有十几块，有些日子则有几百。来源也五花八门：修手机、代驾、发传单、当保安、送外卖、装修工…几乎所有能赚钱的活，他都干过。

账本的空白处还有他的一些随笔：

“今天修了三台手机，挣了180，可以存60了。”

“手指被电烙铁烫伤了，明天得多带创可贴。”

“送外卖太累，但比其他工作挣得多，先坚持一阵子。”

“月月考上大学了，她还不知道我在广州，妈说我出去打工了。瞒得好。”

翻到后面，字迹开始变得歪歪扭扭：

“总是头晕，可能是太累了。”

“肚子痛得厉害，医生说要做检查，先不存钱了。”

“检测结果出来了，没关系，还能撑一段时间。”

最后一页只有简短的几行字：

“钱快攒够了，但时间可能不够了。月月，如果我不在了，请你三年后把这笔钱还给阿桃。他是个好人，当初要不是他，你可能上不了大学。告诉他，刘强没有食言。”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在账本上砸出一个个小水花。

刘月安静地坐在对面，给我倒了杯茶。

“其实，哥哥在广州那几年，一直很想联系你，但他怕自己会忍不住借钱。他说，这笔钱一定要靠自己的双手还清。”

我擦了擦眼泪：“他为什么不早点去看病？”

“他说，看病要花钱，欠债要先还。”刘月的眼里噙着泪水，“等攒够了钱，才发现已经晚了。”

我想象着刘强在异乡独自挣扎的样子，心如刀绞。

“这钱…”我把信封推回去，“你留着吧，你还要上学，以后还要照顾你妈…”

刘月坚定地摇头：“不行，这是哥哥的遗愿。他说过，做人要言而有信。这钱我必须还给你。”

她的倔强，和当年的刘强一模一样。

“那…我收下一半，另一半你留着。”我妥协道，“算是我借给你的学费，等你工作了再还我。”

刘月想了想，终于点头同意了。

临走前，她从包里拿出一个小布袋：“这也是哥哥留给你的。”

我打开一看，是一包生蚕豆，已经有些干瘪了。

“哥哥说，你们小时候经常一起吃蚕豆，他一直记得那个味道。”她轻声说，“他希望你收到这个的时候，不要太难过。”

坐在茶馆里，望着窗外的行人，我突然明白了那天刘强盯着奶粉看的眼神里藏着什么。那是对平凡生活的渴望，是想要为家人遮风挡雨的决心。

“阿桃，发什么呆呢？”摊主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

我回过神，看着手里的蚕豆，突然间眼前模糊了。

“多少钱？我要两斤。”我说。

“你小孩不是不爱吃蚕豆吗？”摊主边称边问。

“不是给他的。”我说，“是给一个朋友。”

回家的路上，我把蚕豆放在副驾驶座。阳光透过车窗，洒在那一袋青翠上，就像许多年前，我和刘强在校园的围墙边，分享着同一袋蚕豆的样子。

现在，蚕豆又上市了，而你，却再也尝不到了。

我开着车，眼泪又一次落下来。刘强啊刘强，你的诚信，我这辈子也忘不了。

三年后，我收到了剩下的四万块钱。那天，刘月已经成了一名语文老师，站在讲台上的样子很像多年前那个对我说”三年，最多三年就还你”的刘强。

我把那笔钱，全部捐给了家乡的贫困学生基金会，并以刘强的名义设立了一个小小的奖学金。

这世上，有些债，不是用金钱能还清的。而有些人，值得我们用一生去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