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凡是能问刑的衙门都设有监狱，能问刑的是指县、州、府和省里的按察司衙门，布政司以及督抚衙门则不设监狱。监狱之外，各级衙门有设立了数量更多的班房，所谓的进监狱、蹲班房的说法就是这么来的。

可能有读者对监狱和班房两个概念还不是那么清楚，御史借助相关的文献资料，来讲一讲有关方面的内容。

《大清律例》《大清会典》中对监狱有详细的记载，外省各级衙门一般都设有“内外”两监，内监关押的是“重囚”，特指强盗和斩绞等犯；外监关押的是军流以下之轻犯，内外监之外，还专门设有一室单独关押女犯。

州县衙门关押的犯人一般都是初审时被定为较重的罪犯，如果是笞杖一类的轻微犯罪，则不必关押。不过，不论是州县监狱还是府监狱、臬司监狱，关押的都是未决犯，需要等到秋审后才能正式定罪。

清代对监狱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所有戒具、囚衣、囚粮、医药、亲属探视、监狱修缮、值班查夜，以及警戒、提审等环节，都有按照程序进行。一旦违反条例，相关的官员狱吏就要受到处分。

相对来说班房来说，监狱是在国家规定的条例下执行的，可操作的空间并不大，发生意外事故的概率也比较小。因为一旦事发，就会担责。

比如条例中就明文规定，所有戒具都要按时洗涤，冬设暖床，夏设凉席。犯人每日给米一升，冬给棉衣一件，病了还要给医给药。此外，年龄70以上、15以下的犯人还得分别关押，有病的和没病的也要分开。

对于狱吏们来说，防备罪犯越狱潜逃是重中之重，一旦发生类似的事故，那么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比如道光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浙江武康县监狱流犯李万和、王再兴等四人一同越狱脱逃。

浙江巡抚刘彬马上就上奏弹劾武康县相关官员，建议将武康知县和典史革职，并勒令三个月内缉拿逃犯。后来四个罪犯虽然被顺利拿获，但相关人员还是受到了降级留任的处分。

如果在监狱中发生罪犯无故病死，那么也属于情节严重者，知县和典史等最少也得要受到降级罚俸的处分。所以说，州县官和狱官对在押的犯人，基本上不会动太多的手脚。

监狱是用来关押军流以上犯人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一类犯人的数量很少。更多的是在刑事诉讼中的轻犯，这些人按照规定是不能收监的，可是鉴于审案的需要，又不得不加以羁縻，班房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班房的性质就是州县差役私设的“看守所”。班房原是三班衙役的值房，起初的时候，轻微罪犯就被羁縻在班房，后来因为人数不断增多，且差役从中有油水可捞，便不断扩大规模，到了乾隆中期以后，州县衙门会单独腾出一个地方作为班房。

一个州一个县的班房数量很多，比如道光年间，广东南海县就有班房十七处，顺德县公开的班房就有八处。被临时关进班房的人数多达几百上千人，是入监犯人的十几数十倍。

班房是清代最黑暗的地方，康熙时期著名的循吏黄六鸿就曾说：

“查各府州县于监狱之外更设有班房，其名虽将犯人暂寄公所，实则高墙密禁，扭锁巡防，与监狱丝毫不异。况监中重囚经上司稽查开放，尚有定期，惟在羁禁班房者，操纵全在本官，索诈任于胥役，至有淹系数年，死而后已者。”

就连皇帝也不得不承认班房之弊，康熙帝在上谕中就说：“监犯逾限不行速审，以致狱毙者甚多”；嘉庆帝在上谕中也讲：“州县滥行收押，胥役勒索凌虐，或致人证负屈轻生，无干拖毙。”

被临时关进班房中的犯人生命是得不到保障的，是生还是死完全由财力决定，人犯刚进班房，胥役就会索贿，冠名为“常例钱”。给钱多的就能享受优越的待遇，会被单独安排在一个干净的房间中，或者是拨给一个小院子单独居住。

要是给钱少或是没钱给的，那么处境就很悲惨了，只能住进脏乱差的大通铺，床铺上盖着腐草，且犯人还会带着刑具。

比如道光初年，四川丰都县一个叫陈乐山的人被卷入一场讼案，被充军到安徽太湖县，他在四川、湖北、安徽各省监狱、班房辗转乐十几年，期间据他推算，四川每年死在班房中的人就达到六七千人，安徽也有三四千人，全国一年下来不少于数万人。

各省班房的弊端最高统治者都是清楚的，朝廷也颁布了很多关于狱政的法律、法规以及其他禁令。然而这些法规都是一纸空文，州县官吏从来不会认真理会。

道理很简单，班房的存在让官府和胥役有了生财之道，同时也是欺压百姓的一种手段。实际上各级官府都是暗中支持班房制度的，究其原因，在于专制权力下的法制和治乱关系本身，就代表着暴力和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