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本期将继续讲述飞虎队在抗战期间的战史……

由于P-40B的特点在于实施“打带跑”战术，无法与日本的战斗机进行空中缠斗，所以为了弥补这一个缺点，中国政府于1942年1月命令空军“无名大队”第17中队在中队长刘敬光的率领下，调派11架I-153战斗机进驻巫家坝机场，担负起大西南的防空任务。不过由于缺乏无线电通信系统的原故,外加双方文化差异太大的各种原因，美国志愿队与第17中队几乎是呈现各自为战的状态。

志愿队地勤人员拜斯敦拍摄的中国空军I-153战斗机，隶属于“无名大队”第27中队。

尽管如此，由于共同使用同一座机场，美国与中国飞行员之间还是会有许多的互动，很多误会也在这段时间里面不断发生。许多志愿队的飞行员在回忆录里,都对中国空军进行了一些批判，认为中国飞行员的技术不佳又爱面子、所以经常在众人面前闹笑话。雪林在回忆录里指出，中国飞行员会运用I-153战斗机的灵活性在空中作一些高难度的表演动作来与P-40B一较高下。不过偏偏有一次一位第17中队的飞行员在进行高难度翻滚动作时没有绑好安全带，所以就被硬生生地丢出了自己的座机，虽然他紧急拉开了降落伞保住了性命，但是当天却让中国空军丢尽了颜面。

这段时间,蒋介石还要求陈纳德为中国空军训练八名飞行员驾驶P-40B战斗机，而且还指出每一位飞行员必须要取得两小时的飞行经验。这对于当时只有48架飞机可以调度的陈纳德而言，是一件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此他一度向中国政府表达了拒绝之意，但是在周志柔将军的坚持下，还是有七名来自第3大队的中国空军飞行员接受了这项特别的飞行训练。接受“战斧”战斗机训练的中国飞行员稍微替国家挽回了一些颜面，因为总共只有一架P-40B在这段时间坠毁，比起在凯道机场时志愿队所遭遇到的灾难而言已经是一项非常杰出的成绩了，所以机工长隆松斯基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看法，表示中国飞行员在驾驶P-40战斗机方面绝对不会输给美国人。

（上图）美国志愿队也负责提供中国空军飞行员驾驶P-40B战斗机的机会，目前考证出的飞行员中，左一为苑金函，左二为王汉勋，右一为王文骅，右二为蔡名永。

接下来，志愿队的飞行员开始奉命协助中国空军接收共和公司生产的P-43A“枪骑兵”战斗机，双方又因为看待这款飞机的不同态度而产生了摩擦。第一批前往印度喀拉蚩训练中国空军换装P-43A的飞行员为第1中队的伯格德、克罗斯与罗西，结果在这四个礼拜的时间里面，有一位中国空军飞行员因驾驶P-43A发生意外身亡，另外四位住院，而当他们率领这批飞机回昆明的途中，又有六架飞机坠毁。第二批12架P-43A的运送任务由第2中队长希尔与第3中队飞行员海德曼负责，虽然过程比起第一批而言顺利许多，但还是有一位中国空军飞行员驾驶P-43A返航时死亡。根据航空史学者理查德·杜恩的研究，中国空军接收P-43后所发生的意外事故机率非常之高，中国空军飞行员在印度执行训练或者运送任务时的伤亡率高达50%。这样的结果导致毛邦初做出了这款飞机不适用于中国战场的决定。

不过，P-43A用在美国人手中却被评估为一款卓越的战斗机，输送司令部的海恩斯上校就曾经将两架被中国空军抛弃的“枪骑兵”用于执行“驼峰航线”的护航任务，而这两架飞机也在后来为查尔斯·萨维尔与罗伯特·莱尔两位志愿队飞行员于汀江“强行接收”飞回了中国。查尔斯·庞德认为加装了涡轮发动机的P-43在高空中的表现一定不会输给当时志愿队使用的P-40E。希尔指出虽然只装备两挺12.7毫米机枪的P-43A要当战斗机还稍嫌不足，不过由于“枪骑兵”可以爬升至36000英尺高空，外加拥有时速353英里的技术优势，所以作为侦察机还是非常称职的。

由此可见，大多数志愿队飞行员均认为P-43A为一款设计卓越的飞机，并且将高坠毁率归因于中国空军飞行员的技术太差。反倒是罗伯特·李·史考特这位美国陆军上校为中国空军讲了公道话，指出这一批飞机在燃料箱的设计上存在着巨大缺陷，因而促使P-43A在航行途中非常容易起火燃烧,史考特上校虽然也对P-43的性能相当赞赏，但是仍建议美军方面将相关的问题予以改善后，才能够正式启用这款飞机于中国战场上空实施侦察任务”。

中国空军根据《租借法案》所接收的美国P-43“枪骑兵”战斗机。

这段时间，有一些中国空军飞行员也会出于善意想要与志愿队进行技术交流，航空学校第10期毕业的阎雷就在1942年6月4日这一天，驾驶北美公司的BT-9教练机，向雪林等美国志愿队的成员展示其“空中爆破弹”的使用方法。不过在进行示范时由于BT-9的炸弹挂架设计不佳的原因，炸弹在还没有投下以前就在空中当场爆炸，不仅让我国损失了一位杰出的空战精英，也让志愿队成员再也不愿意接受任何来自于中国空军的“战术指导”。

当然，美国飞行员对中国飞行员存在着误解，中国飞行员同样也对志愿队存在着敌视，而这个敌视的来源不只是在于志愿队的飞行员可以领取高额的薪水与奖金，甚至还在于当时有少数美国人时常运用到印度接机的机会进行走私活动，对于这一项指控即使是希尔也都不给予任何否认，因为他就曾经在协助中国空军接收P-43的时候，在霍奇斯的委托下不知情地带了一箱黄金回到中国转卖。

（上图）1942年6月6日，志愿队飞行员们在昆明获颁五等“云麾勋章”，由左到右分别为罗伯特·H.史密斯、巴特林、布莱特、罗西、尼尔、佩塔奇、罗斯伯、渥夫、布里史考特、瑞德与金士迪。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给了中美两国飞行员首次成为盟友打击共同敌人的机会，但是却也让许多双方意想不到的问题通通浮上了台面。毕竞就连陈纳德初到中国时,也曾经与中国空军的高层发生过诸多不愉快的事件，所以中国空军与美国志愿队的基层人员会产生冲突，本质上也不是件太奇怪的事情。最大的问题还是双方都缺乏谅解与宽容之心，美国人不知道中国缺乏作战物资，所以必须要用各种看起来“爱面子”却不要命的方式来与敌人缠斗;而中国人也忽略了这些美国人是在为一个外国、而非自己祖国舍命作战的事实，因此国民政府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心态下花钱聘请他们来华作战，本身也不应该被视为一件太过分的事情。

虽然志愿队的飞行员全部都是美国人，但是中国空军还是支援了不少的地勤人员投入飞机的维修工作。

尽管也有如同希尔、霍华德、瑞克特以及尼尔等志愿队的空战英雄，对中国人采取较为理解的态度，而且罗伯特·T.史密斯也在日记中赞扬了中国飞行员的勇敢，不过直到志愿队解散以前，双方的矛盾还是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而且并肩作战的机会也一直非常有限。也许是受到这样的刺激，陈纳德才会在接管第14航空队后，产生了成立“中美空军混合团”的构想,以拉近中美两国空军作战人员的距离，最后终于证明了即使是两个来自不同国家、拥有不同文化、使用不同语言，甚至信仰不同宗教的飞行员不仅可以相互包容彼此的不同与缺点，而且也可以如同兄弟般的在战场上相互扶持。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