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射猎图》（清·郎世宁等）

01 告状

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三月十六日，河南上蔡县。

“快！再快点！”

在上蔡知县贵金马的催促下，车夫不断举起马鞭，接着又狠狠抽打在马匹身上，马儿吃痛不住，向着县衙方向狂奔而去。

就在刚才，在外视察的贵金马接到衙役来报，说是上百名气势汹汹的百姓闯入县衙，嚷嚷着要找知县老爷讨个公道。

说到底，都是朝廷开垦地亩那点破事给闹的。

若换做寻常百姓，贵金马尚不至于如此紧张，但这次为首的是王作孚、萧天福等人，那可就不简单咯。

王作孚等人是上蔡县的武生，平日里喜好耍枪弄棒，在当地小有名气，这些人一旦聚众闹事，后果将不堪设想。想到这里，贵金马不禁忧心忡忡。

刚下马车，贵金马就听见县衙内人声鼎沸，百姓与衙役的争吵声不绝于耳。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贵金马当即昂首挺胸，恢复平日里不怒自威的神色，大步流星般走进了县衙大堂……

△《农耕图》（清·沈庆兰·局部）

其实，关于百姓的难处与诉求，贵金马是十分清楚的。

多年来，朝廷勒令各县大力拓荒，还专门设置了难以完成的kpi，然而，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几代人的勤勉开垦，天下哪还有如此多尚未开垦的荒地。尤其是身处中原腹地的河南，一直以来地少人多，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已然到了极限，再去冲击那遥不可及的kpi，难度不言自明。

可难就难在总督衙门将开垦指标与官员考核挂钩，正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包括贵知县在内的地方官员当然要为自身前程考虑，既然鱼与熊掌不能兼得，那就只能苦一苦百姓了。

百姓苦开垦久已，终于，王作孚等人决意不再替贵知县分忧，任凭贵金马如何劝导，王作孚等人只是据理力争，恳求知县撤销开垦地亩的命令。

县衙大堂之上，上告百姓群情激愤，不肯散去，双方一度剑拔弩张，现场火药味十足。

眼看场面失控在即，贵金马遂决定动用武力，以聚众哄堂的罪名将王作孚等为首十一人拘押。

面对数倍于己的兵丁、衙役，双拳终究难敌四手，王作孚等人不得不束手就擒。

人虽说已经抓了，但接下来如何处置又成了另一个棘手的难题。贵金马一思忖，既然开垦地亩的命令是总督衙门下的，那于情于理这件事也得总督衙门担着。

随后，贵金马便一五一十将此事上报给了河东总督兼河南巡抚王士俊。

02 欺君

雍正十三年（1735年）三月下旬，河南开封。

看完贵金马的报告，总督王士俊同样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

自雍正即位伊始，这位励精图治的皇帝便颁发上谕：“府州县官能劝谕百姓开垦地亩多者，准令议叙。督抚大吏能督率各属开垦地多者，亦准议叙。”

由此可见，雍正对开垦一事是极其重视的，乃至将其直接与官员考核挂钩，以激励各级官员。而在摊丁入亩的大背景下，地亩多寡决定着朝廷赋税的规模，这才是雍正鼓励开垦的真实用意。

既然开垦是皇帝定下的国策，自然有人坚决贯彻落实，借此博得皇帝的欢心，田文镜便是其中的典型。

田文镜封疆河南后，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开垦事业中，任内累计开垦地亩一万三千余顷，成绩斐然，深受雍正赏识。雍正将田文镜奉为百官表率，曾当众称赞道：“肯效法田文镜之居心行事，朕自然信任不疑。”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作为田文镜的继任者，王士俊深知自己必须将开垦一事做得更为出色，方能得到雍正的青睐。正因如此，上任之初，王士俊就向雍正表忠心道：“今蒙圣恩授臣河东总督这一重任，作为田文镜的接班人，论臣之材识万万比不上田文镜的远大周详，但说到臣的居心实在是和田文镜的致身竭力毫无差别，何敢妄逞一毫意见，轻事更张。”

王士俊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上任的两年时间里，河南累计上报开垦地亩多达一万八千余顷，竟超过了田文镜的业绩。一时间，雍正对能臣王士俊赞不绝口，恩宠更是比当年的田文镜有增无减。

然而，亮眼的政绩背后却包藏着丑陋的真相。无论田文镜还是王士俊都运用了数据造假这一手段，以此换取雍正的龙颜大悦。而开垦数据越是夸大，对百姓的损害愈发严重，虚增的地亩几年后必然需要新增赋税，这凭空而来的重担最终也都压在了百姓的肩头。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王作孚等十一名百姓终于忍无可忍，遂毅然走进县衙，冒死为百姓请命。

到了四月初，雍正收到了来自河东总督王士俊的奏折。通过这封奏折，王士俊着重汇报了这起发生在河南上蔡的案件。

王士俊如此写道：“生监王作孚、萧天福等十一人为首，于三月十六日率领乡民百余人蜂拥至上蔡县衙请求降低盐价，但被该县以已有定价为由拒绝。于是，王作孚等拥至商人程效公盐店，各按每斤十六文强买盐千余斤，并规定此后依照此价售卖，事后方才散去……”

这便是王士俊给出的解决方案。为了隐瞒事实真相，王士俊串通下属，凭空捏造了一起百姓为减盐价而聚众闹事的恶性事件，不惜犯下欺君之罪，也要保住自己苦心经营的局面。

被蒙在鼓里的皇帝对此一无所知，只是批复道：“此风不可长，当严究以惩刁顽。”

就这样，上蔡风波得以平息，王士俊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不禁长舒了一口气……

△雍正皇帝

03 败露

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河南开封。

对王士俊而言，雍正十三年注定是个极不寻常的年份。

这年八月，对王士俊青睐有加的雍正皇帝骤然驾崩。还没等老王擦干眼泪，从悲伤中缓过劲来，十二月，关于他的一纸调令便由紫禁城送抵开封府，新皇帝乾隆任命王士俊为兵部侍郎，令其即刻启程回京。

按理来说，河南巡抚与兵部侍郎都是从二品，属于平调，这道调令本身没什么问题。但这一次，王士俊却为此惶惶不可终日，原因也很简单，他让人给参了。

两个月前，文华殿大学士朱轼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率先向自己的学生乾隆上疏，公然抨击先帝开垦地亩政策之弊端。朱轼指出，各省在开垦地亩数据上造假严重。

有了朱老夫子带头，各路官员纷纷闻风而动。户部尚书史贻直迅速跟进，他选择直接弹劾河南巡抚王士俊。

史贻直在奏折中写道：“河南地势平缓，百姓勤劳，并不存在土地抛荒的现象，即便有，那也是些无法耕种的盐碱地。现如今，臣听闻河南各地广行开垦，一个县里有报开垦数顷、十数顷乃至数十顷的，加起来有成百上千顷，何来如此多的荒地？实际上，这些都不过是督抚授意地方官虚报的数字罢了……目前来看，这样做仅仅是浪费些民力，危害不大，但数年以后，这些虚增的土地就将按亩征收赋税，百姓就只能鬻儿卖女来交纳赋税了。”

胖橘为政之苛刻，当儿子的自然一清二楚，而对于那些先朝旧臣，乾隆也并无半点好感。新朝新气象，一扫开垦之积弊，正好成为乾隆革新朝政的最佳突破口。

不久，乾隆颁布上谕：“河南这个地方，自田文镜任督抚以来，苛削搜求，以严厉相待。其属员又都按他的意思办事，因此剥削成风，河南百姓深受其害。而王士俊接任河南后，非但不能加意惠养，反而扰民更甚，还以此为自己的政绩，借着开垦地亩的名义，造成了一系列累民的巨大危害，河南百姓实在是可怜啊！”

紧接着，乾隆便下发关于王士俊的调令，又令工部侍郎富德接任河南巡抚一职。常言道：一朝天子一朝臣，有了这样的背景，王士俊当然胆战心惊。

然而，这种惊慌的状态并未持续太久，很快，王士俊便出事了。

富德显然是带着任务去河南赴任的，一上任，富德就开始对王士俊的过往行径进行彻查。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年初上蔡县王作孚等人聚众闹事的案件也被挖了出来，多方证据表明，这无疑是王士俊捏造的冤案。

如此一来，朝野上下对王士俊的弹劾更加猛烈，很快，吏部议定：“王士俊隐匿真情，罗织罪名陷害无辜，请将王士俊革职。”

此时的王士俊已被乾隆派往四川署理四川巡抚，考虑到王士俊为官清廉，又是先朝老臣，乾隆也不愿为世人非议，仅下令将其革职留任。

原本，王士俊的事也就告一段落了，奈何不作不死，皇帝打算息事宁人，可老王却绝不答应，这回，是非对错咱非论个明白不可！

04 铁律

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北京紫禁城。

乾清宫内，一场朝会正在进行，今日的议案就一项：对王士俊同志的集体批判。

乾隆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自王士俊案东窗事发以来，为顾全先朝老臣的面子，乾隆的板子高高举起，最后轻轻落下，只给了王士俊一个革职留任的处分，按理说，老王应该心怀感激才是。然而，老王可不这么认为。

在老王看来，开垦地亩是国策，是先帝雍正的意志，自己不过是按朝廷的旨意办事，即便无功，也不至于有过。如今倒好，自己非但受了革职留任的处分，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样的委屈搁谁谁不难受。

王士俊是越想越来气，不行，自己绝不受这不白之冤！于是，一封奏折千里迢迢从成都而来，飞到了乾隆的案头。

在这封奏折中，王士俊颇有点腹黑气质：“近日条陈只在翻驳前案，甚至有对众扬言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之说，传之天下，甚骇听闻。”言下之意，开垦之策同样是先帝的决定，翻案即是子改父过，王士俊明摆着以孝道来试探乾隆，也变相抒发着心中的不满和愤懑。

然而，王士俊的奏疏非但没能令乾隆改变心意，反而招来了皇帝的滔天怒火。

朝堂之上，在传阅完王士俊的奏折后，心领神会的大臣们争相开启了对老王的严厉声讨。

监察御史舒赫德再一次翻出河南开垦案的旧事，以此弹劾道：“王士俊奸顽刻薄，中外所共知，他在河东总督任内勒令州县捏造垦荒数据，苦累百姓之劣迹早已败露。皇上仁德，令其改恶从善，如今王士俊竟丧心病狂，妄发悖论，请皇上查明其罪，并且剥夺其封疆的资格。”

王士俊指桑骂槐，开罪一大片的行为也引来了皇室宗亲的不满。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跟着奏道：“王士俊诬蔑朝臣想要翻驳先帝前案，他表面上指责那些写翻案条陈的人，其实就是在说皇上您要翻案……请将王士俊拿解来京交法司严审定后明罪，以此警告那些胆敢怙恶乱政、罔上行私的大臣。”

朝臣人人义愤填膺，恨不能将王士俊生吞活剥，如此一来，给老王同志定罪也就成为合情合理，顺理成章的事了。

随后，乾隆下诏，将王士俊逮拿回京，交刑部议处。不久后，刑部按大不敬罪拟判处斩立决，后由乾隆下旨判为斩监候。第二年，为体现自己的仁德，乾隆最终下诏将王士俊削职为民，遣返原籍。

△《王士俊家训》：王士俊为官清廉，于乾隆二十一年病逝，云贵总督刘藻听闻后遣人赠金三百，以纾其困。

与此同时，乾隆不忘再次强调父亲雍正的伟光正：“世宗皇帝仁心仁政，而百姓仍然不能富裕，大概率是因为督抚大臣不能深入贯彻皇帝的圣德，而各部门中也不乏别有用心或昏庸寡识的人，他们以苛察为才能，最终发生了一些累民之事，这样的例子往往也是有的。”

总而言之，先帝不会有错，错全在办事的奴才们。而知错改错，革除弊政，英明神武的乾隆自然责无旁贷。

对于先朝开垦弊政，乾隆立刻下诏予以废止。除严令禁止虚报开垦外，乾隆还下令今后山头地角的贫瘠之地可由百姓自行开垦，并与赋税脱钩，免其赋税。

只可惜，在革除雍正朝的弊政后，乾隆君臣同样没能跳出君贵民轻的王朝铁律，大清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循环往复，相较此前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