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詹到海外版后，有一举动，曾引起争议。 那就是，每天都要评选的“总编辑奖”。 2006年冬，到报社不久，我就发现， 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 这样的问题，这里也或多或少存在。 原因是，没有一种有效的奖惩机制。 记者编辑，每天都出作品，到底干得如何，得有一个评价。 如何评价呢?过去我们在经济日报，专门设了一个评报小组。 由一位编委牵头，每周或者每半个月，评好稿奖和好编辑奖。 为了公平和树立权威，评报小组，聘请了一批退休的老同志， 报纸给他们先订上，到时请到报社来，大家坐下，一起评报。 这个办法，比较公平，记者和编辑们也都服气，没得话说。 但我认为，此事表面看似乎公平，实际上，很容易走过场。 我就曾经负责过这一摊，知道一些内情。 老同志们，评得确实挺认真，有人甚至准备了文字稿。 但是，讨论过去讨论过来，最终也不得不搞一搞平衡， 这个部门这次评了，下次，就该照顾照顾别的部门吧? 同样道理，这个人评了，下次，得让别人也上一上吧? 况且，十天半月，发表成千上万的文章，咋可能都阅读? 顶多也就瞄上一眼，大体有个印象罢了。 正因如此，这般兴师动众地搞评报，效果并不好。 到海外版后，当了一把手，我便把这办法给改了！ 每天九点，我会将报纸每个版面打开，浏览一遍。 发现好的稿子，就在上面划上“一颗星”， 倘若比较好，再加一颗星，直至五颗星。 版面也一样。可以从一颗星评到五颗星。 每一颗星，奖励一百元。 当天中午，总编室将“总编辑奖”张贴一楼大厅。 记者编辑吃饭路过，都会停下来，观看一会儿。 每周进行汇总，获奖者可直接到财务处领奖金。 有几颗星，领几百元！ 这种做法，简单明了，非常方便。 记者编辑们看了“总编辑奖”就会明白， 嗯，哪些稿子，哪些版面， 是总编辑肯定的，喜欢的。 那，今后咱就照这样干呗！ 海外版推出“微观中国”专栏后，报社内外，颇受好评。 第一篇刊载的是王明峰稿件《跟随农民工回家过年》， 写得非常生动，相当感人！ 我给了五颗星。 版面，专门请了挺善于做版的任涛。 看上去非常漂亮，相当醒目！ 也给了五颗星。 也就是说，就凭这篇文章，这个版面， 王明峰和任涛，每人得奖金500元！ 这在当时，算比较多的了。 这种做法，大多数记者编辑是拥护的，认同的。 但是，因为过去从来没人做过，也引起一些议论， 什么“老詹太武断”啦，“不民主”、“个人说了算”啦。 听到这些议论，我在一次报社员工大会上说， 我们搞“总编辑奖”的做法，有的同志不理解， 认为老詹不民主，不同人商量，个人说了算。 这种想法，我完全理解。但是，我不会认同。 上级既然派我到这里来，说明是认同我的水平和能力的， 否则，怎么派我来当总编辑? 总编辑认为好，当然就是好。 这点不用怀疑，也不必争议！ 自那以后，再没听到这种议论。 这件事情过后，我曾有过思索。 作为总编辑，一把手，应该算是班子里的班长吧。 这个班长怎么带头?哪些事应该决断，哪些事必须民主? 任何领导都不会告诉你，哪份文件也没有明确规定。 全靠一把手自己去悟，去把握。 如何把握尺度，既有水平问题，也有胆识问题， 我在海外版时，大家制定领导班子议事原则是， 班子定战略，分工有合作。 个人能拍板，不必开会说。 比如，编委分工，由我这总编辑主抓报纸日常工作， 那么，奖优罚劣的具体办法，就可以我来设计制定。 总编辑奖之事，我出的主意，在编委会上通报即可。 提高员工收入，必须想方设法打通财政部这一关， 要说服有关部门的领导，才能争取更多财政补贴。 原则定下来了，具体要怎么争取，交由老詹操作。 “借船出海，合作双赢”扩大发行的办法， 也在编委会做了通报，具体做法，由总编辑执行。 在海外版当了几年一把手，我的体会是， 能个人拍板就不必开会讨论， 动辄开会讨论，表面看很民主，实际上非常耽误功夫， 而且，也说明一把手不大敢于担责任，有事要大家扛。 其实真出了事，上面板子打下来，还是你一把手的事！ 正因此，在海外版三年多，召开编委会时间其实很少。 不但大家都轻松，也没有出过什么大的原则性的问题。 最后，补充一小故事，1992年，我到保定挂职任副市长， 有天上午，市长召集会议，商量给某企业减税让利问题， 全体副市长都参加，相应副秘书长、局长也参加， 密密麻麻坐了一屋子人，会议从8点开到中午一点， 差不多要挨个发言，谈自己的意见，而且，反复几次。 坐立不安的我，当时就想，此事分管副市长拿个意见， 各位副市长再签个“已阅，同意”，市长最后再定一下， 不就完全OK，一点问题没有了，有必要弄这么半天吗? 所以，轮到老詹有话语权时，我特不喜欢动辄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