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二年（1437年）正月底，太皇太后张氏（仁宗皇后）因不满王振专断朝政，计划除掉他。然而，由于明英宗朱祁镇以及辅政的五大臣出面求情，此事最终未能成行。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深刻认识到历代宦官干政的危害，因此立下严格规定：宦官禁止读书、不得干涉朝政，并在宫门口悬挂铁牌警示：任何宦官若敢干预政事，格杀勿论！

洪武年间对宦官的管控极其严厉，一旦触犯法规便施以重罚。然而到了明成祖朱棣时期，这一传统逐渐被打破。朱棣在担任燕王驻守北平时，曾多次依靠建文帝宫中宦官传递情报。

在靖难之役中，当南京城被朱棣攻陷后，宦官们因助力其夺取帝位而受到重用。朱棣登基后开始倚重宦官，派遣他们负责征税、外交、军事监督以及物资采购等重要事务，甚至将边疆防御这样的核心任务交给宦官执行。

至明宣宗朱瞻基时期，皇宫内创设了内书堂，挑选部分宦官作为小内侍，由大学士陈山专门教授文化知识，自此宦官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不过，即便如此，成祖与宣宗两代君主对于宦官的行为仍然保持较为严格的约束，一旦违法同样会遭受严惩。

然而自明英宗朱祁镇继位之后，朝廷实权渐渐落入宦官王振之手，标志着明代宦官专权乱政局面的正式开启。

王振，出身蔚州（今河北蔚县）。原本作为一名儒生担任教职，后因缘际会进入宫廷教授书业，宫中众人尊称其为王先生。当时，王振得以入宫的契机在于皇帝颁布的一项诏令：允许已育有子嗣者通过特定手术后入宫服务。为此，王振毅然自行阉割，从而成功踏入宫门。

宣德年间，王振专职陪伴太子朱祁镇学习，其正式头衔为东宫局郎。在此之前，有一位名叫刘宁的宦官深受宣宗信赖，不仅被赐姓“刘”，还荣升司礼监高职。然而，刘宁却不通文墨，因此宣宗指派王振代为执笔。

随后，刘宁受命出使外地，司礼监的政务便暂由王振代理。而司礼监作为宦官体系中最核心的部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待刘宁调任南京守备后，王振正式接任首席宦官一职，负责替皇帝处理内外奏章，并代为批复大臣呈递的公文。

不仅如此，就连皇帝口述的旨意也需由王振记录，再转交内阁批阅后颁布实施。加之司礼监的宦官长期侍奉于皇帝左右，他们利用近水楼台之便欺瞒上下，博取皇帝宠信。

由于皇帝深居宫中，与外廷接触有限，在代为批答奏章或传达圣意的过程中，王振时常篡改内容或掺杂己见，借此扰乱朝政，进而擅权逞威。

明宣德十年（1435年）春，明宣宗离世，年仅九岁的明英宗朱祁镇继位。因太后不愿垂帘听政，早朝制度被暂时废止，朝政大权遂交由杨士奇、杨荣与杨溥三位重臣掌管，史称“三杨辅政”。

当时，小皇帝朱祁镇仍尊称宦官王振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王振善于以表面上的忠诚和信义掩盖内心的奸诈邪恶，这是他惯用的手段。

有一次，小皇帝与几名小宦官一同玩球。次日，当小皇帝身处内阁时，王振忽然进言道：“先帝也曾沉迷玩球，为了一个小小的球，差点将江山断送。陛下怎么能够重蹈覆辙？您难道不该为国家社稷多加考虑吗？”

小皇帝听后深感羞愧，无地自容。

“三杨”闻此也感叹不已，称赞道：“没想到宦官之中竟有如此深明大义之人！”

此外，王振每次到内阁传达圣旨时，总是表现得谦逊有礼，因此“三杨”对他的态度愈发恭敬，而王振的权势也随之日益膨胀。

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王振在朝阳门外修建了一座将台，并时常邀请小皇帝前往阅兵。借此机会，所有京营将士都在此训练兵法。

王振以阅兵为名，逐步掌控了兵权，以此牵制文官集团。他曾伪造圣旨，将指挥纪广提拔为都督佥事，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纪广本是负责守卫居庸关的普通士卒，后来投靠了王振，两人关系日渐亲密。王振便向皇帝奏报称纪广在武将中才能出众，未经朝廷正式批准，就擅自将其提拔重用。他还经常随意惩处大臣，以此彰显自己的权势。

有一次，兵部尚书王骥与右侍郎邝野受命筹划边防事务，因汇报稍有延迟，王振便唆使年幼的小皇帝召见二人，斥责道：“为何如此怠慢？这哪里是大臣应有的态度？是不是看我年纪小就好欺负？”随即命令左右将王骥和邝野逮捕入狱。

此外，王振还指责言官隐瞒不报，英国公张辅上报军情延误，认为他们应当连坐受罚。

年仅九岁的小皇帝朱祁镇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只能任由“王先生”做主。鉴于张辅资历深厚，不便施加重刑，王振便下令对言官各打二十大板。

太皇太后得知此事后，急忙下令停止杖刑，但为时已晚。随后，她又下令释放王骥和邝野。

像王振这样肆意妄为的行为，让太皇太后对小皇帝日后的成长感到十分忧虑。

在这样的局势下，太皇太后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为年幼的小皇帝挑选辅政大臣；二是压制王振的嚣张气焰。

为了确保国家稳定，她决定将重大军国事务交由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的老臣负责，并委任张辅、胡濙以及“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作为辅政重臣。

一天，太皇太后亲临便殿，召见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溥、杨荣以及礼部尚书胡濙五位大臣入宫商议。当时，小皇帝朱祁镇站在太皇太后的东侧，而西侧则站立着这五位德高望重的大臣。

太皇太后张氏目光坚定地注视着朱祁镇说道：“这五位大臣，在先帝生前就已辅佐朝政，如今他们将继续留下来辅佐你。从今以后，所有涉及国政的事务，你都必须与他们共同商议。若他们不赞成你的决策，那你就要慎重考虑，不可轻举妄动。”

朱祁镇当即表示遵命。这次太皇太后张氏与小皇帝朱祁镇及五大臣的会面，实际上就是太皇太后为小皇帝精心挑选辅政大臣的过程，这一权力交接意义非凡。

这五位辅政大臣均是经过深思熟虑后选定的精英。张辅是“靖难之役”的功臣，曾与朱棣共患难，将自己的命运与朱棣紧紧相连；胡濙早在永乐初年便深受成祖信任，后来更是奉命查访建文帝下落，巡行天下近十年；“三杨”在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历经考验，对朱棣一系的皇统忠心耿耿。

由此可见，这五位辅政大臣是太皇太后为小皇帝精心挑选的结果。完成这一重要安排后，太皇太后随即下令女官传唤王振入殿。

王振进入殿内后，立即在太皇太后面前跪下。

只见太皇太后张氏满脸怒气，严厉地说道：“你侍奉皇上期间，做了不少违法乱纪之事，如今罪孽深重，难逃一死，特赐你自尽。”

王振听后大惊失色，正欲辩解，太皇太后身旁的宫女已迅速将剑架在他的脖子上。此时的王振如同一条待宰的死鱼，浑身颤抖，魂飞魄散，只能用可怜巴巴的眼神望向小皇帝。

朱祁镇见此情景，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生怕自己的“王先生”遭遇不测，急忙趴在地上，为王振苦苦求情。

随后，众大臣为了给皇帝留些颜面，也纷纷跪在太皇太后张氏面前替王振求饶。太皇太后冷声道：“皇上尚且年幼，留下此人只会贻误国家大事。今日看在大臣们的情面上，暂且饶你这条性命。你的头颅先寄存在脖子上，但今后绝不许再参与朝政！”

太皇太后又警告王振：“若你日后仍敢干预朝政，小心人头落地！”

王振连连叩首谢恩，太皇太后喝令将其带下。自此以后，王振表面上虽有所收敛，但实际上并未真正悔改。

小皇帝的茁壮成长是太皇太后张氏的心愿，她期望他未来能够胜任治理国家的重任。因此，她对皇帝的教育启蒙格外重视，时常鼓励皇帝勤奋学习，并朝这个方向悉心培养。

为了让皇帝了解帝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国之道，张氏付出了大量心血。当杨士奇、杨荣请求开设经筵并选择合适的讲官时，他们强调人选必须学识渊博、言行端正、稳重成熟。

于是，张氏决定挑选几位饱学之士和名臣定期为皇帝讲解经史。她批准由英国公张辅负责经筵事务，杨奇、杨荣、杨溥、胡濙共同管理经筵事务，王直、李时勉、陈智等人担任讲官，举行经筵大典。从正统年间开始，每年二月至五月、七月至十月，经筵成为明代的一项固定制度，每两天在文华殿举行一次，遇到极端天气则暂停。

文华殿位于奉天门东侧、会极门东南，是皇帝学习的地方。与其他宫殿相比，文华殿虽不算宏伟，但精致优雅，屋顶覆盖绿色琉璃瓦，左侧为左春坊，右侧为右春坊，匾额上写着“学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大法”。

文华殿内设有精一堂、恭默室、九五斋，大殿后方有刻漏房和玉食馆，西北方向还有省愆居。在文华殿前殿进行经筵进讲，而日讲则在殿后的穿廊举行。

到了经筵进讲的日子，小皇帝朱祁镇在28位手持金瓜的大汉将军引导下，从左顺门进入，更换衣服后步入文华殿前殿。

此时，同知经筵事的内阁大臣、知经筵事的勋臣、讲官以及鸿胪寺官员，连同九卿、锦衣卫指挥使和四品以上负责撰写讲章的官员，全都身着绣金绯袍，整齐地排列在文华门外，恭敬地等待小皇帝的到来。而御座、金鹤香炉、御案、讲案等物品早已在殿内布置妥当。御案和讲案上放置着讲章，用金尺压住。小皇帝就座后，众大臣分别从东西两门进入大殿，向皇帝行礼，然后按序站立。

在小皇帝朱祁镇的御前，摆放着御案，而讲官面前则设有讲案。讲官出列站立时，两名展书官也会出班相对而立。接着，讲官走到小皇帝面前行礼。随后，展书官会膝行至案前，将讲章展开。讲解《四书》时由东侧的展书官负责，而讲解经义时则由西侧的展书官承担。

讲官开始宣讲内容，讲毕后退回原位。若小皇帝心情愉悦，宦官便会将铜钱撒在地上，允许讲官随意拾取，以示皇恩浩荡。之后，小皇帝会下旨赏赐群臣酒饭，众官员需出殿跪拜于丹陛之下，再前往左顺门按品级依次进餐。

然而，经筵所讲的内容多摘自《四书》与经义，对于童心未泯的小皇帝来说，这些内容过于乏味，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相较之下，王振安排的校阅骑射、巡幸西苑等活动却更能吸引朱祁镇的兴趣。日积月累，辅政五臣对小皇帝的影响微乎其微，而王振却悄然对小皇帝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他逐渐沿着王振设定的方向成长。

正统三年（1438年）三月，京城多次发生地震，陕西地区更是遭遇饥荒。同年六月，思任发发动叛乱，明英宗朱祁镇派遣军队出征，但战争持续许久仍未平定。

次年三月，明英宗朱祁镇调遣湖广官军三万余人、贵州一万人及四川八千人入滇，合力讨伐思任发，结果依旧出师不利，无功而返。

五月，朝廷再次任命右都督沐昂为征南将军，担任总兵官，率军讨伐思任发。此后十年间，朝廷征调兵夫近五十万人，许多将士在云贵两省阵亡，导致田地荒废，百姓生活困苦，史称“西南骚动”。

西南地区叛乱尚未平定，北方边境又生战患。

同一时期，蒙古瓦剌部的也先继任其父之位，成为太师，统一了北方各部落，势力迅速壮大，难以阻挡。自此，明朝北部边境再无宁日，瓦剌对明王朝构成了严重威胁。

从正统五年（1440年）起，随着太皇太后张氏及“三杨”等朝廷重臣相继去世，明英宗朱祁镇逐渐宠信宦官王振，朝局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正统五年（1440年）七月，内阁重臣杨荣在返京途中病逝。而杨士奇等人此时已年事已高，无法处理繁重政务，仅剩虚名以充数。

正统六年（1441年）十月，朱祁镇年满十五岁，已到亲政年龄。此时，北京紫禁城中的华盖殿、奉天殿、谨身殿以及乾清宫、坤宁宫的扩建工程完工。朱祁镇大为喜悦，下令对有功人员予以不同程度的奖赏：赐予宦官阮安、僧保每人八套丝绸服饰、一万贯铜钞、五十两黄金、一百两白银；都督同知沈清被封为修武伯，享有千石俸禄，并允许子孙世袭；工部尚书吴中升任少师，仍兼任尚书一职，同时与沈清各获赐五套丝绸服饰、五千贯铜钞。

朱祁镇设盛宴款待百官，破例邀请王振参加。当王振刚到宫门时，百官纷纷出门迎接。从此，王振权势更加显赫，地位日益尊崇。

在同年的十一月初一，明英宗朱祁镇亲临奉天殿，颁布了一道大赦天下的诏书。诏书中提到：

“朕承蒙上天眷顾，继承祖宗基业，统领天下万民。日夜不忘先祖创立江山的艰辛与不易。在这广袤的土地上，亿万子民皆为我之臣民，若有任何人流离失所，皆是朕之过失！自朕登基以来，始终心系国泰民安，为此夙兴夜寐，废寝忘食。过去朕遵循祖宗旧制，修建了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以及乾清、坤宁二宫。

按照礼制，本应齐备相关典仪，但朕唯恐扰民，幸而所需材料早已备齐，费用也已支出，众人齐心协力完成此事。如今于今年十一月初一正式御临正朝，接见群臣。众臣认为此时安居乐业，应当感恩百姓，至于其他相关事宜，待日后详议。”

随后，在这份诏书中，朱祁镇还明确了多项政策方针，内容涵盖减免拖欠赋税、赦免囚犯、推行教化、清理逃军、发展农业、修筑水利设施、表彰节孝之人、祭祀神灵、安置流民以及裁撤冗余官员等共计四十二项条款。

朱祁镇此次御正朝所发布的诏书，相较于他即位时的诏书更加全面且具体，充分体现了他对国家安定、人民幸福的美好愿景。这也标志着朱祁镇亲政的开端，从此之后，这种御正朝的活动逐渐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制度。

这一天，明英宗朱祁镇亲临正朝处理政务，并作出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决策，彻底解决了自明朝开国以来长期悬而未决的都城制度问题。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定都应天（即南京），但他对南京作为首都的人文与地理条件并不完全满意，一直计划迁都至更为理想之地。然而，在其有生之年未能实现这一宏愿。到了建文帝时期，由于连年战乱，迁都之事更是无从谈起。

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将政治中心迁至北京，但并未正式宣布定都。自此之后，南京仍保留“国都”之名，而北京则被称为“行在”，意指临时性质的国都。北京的中央机构如都察院、六部、通政使司、大理寺等，均冠以“行在”二字以示区别。至洪熙年间，仁宗朱高炽曾一度下令去掉“行在”之称，但不久后旧制又被恢复。

正统六年（1441年）十一月初一，正值朱祁镇亲政之日，他颁布诏令：“更改两京文武衙门官印。凡以前冠以‘行在’字样的各衙门，如今宫殿已经落成，应去除‘行在’字样，而在南京的相应衙门名称前增加‘南京’二字，所有官印需全部重新制作。”这一举措标志着明朝两京制度的正式确立：北京成为正式的首都，而南京则转变为留都。

朱祁镇的这项决策，不仅明确了明朝的都城体系，还为后续的政治格局奠定了基础，堪称明朝历史上的一次重要改革。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年）派遣大将军徐达率军北伐。元顺帝见大势已去，只好带着后妃逃往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次年，他又被明军八万大军一路追击至应昌。

面对如此困境，元顺帝满心悲愤，不禁吟唱道：“失去大都后再无安宁之地，失去上都后夏日无处避暑。只因我昏庸糊涂，招致这般羞辱，败坏了祖先基业，愧对两位先祖。即便死后被赐恶谥，我也无力辩驳。”

没过多久，元顺帝在忧愁与愤怒中离世。然而这并没有阻挡明军的进攻步伐。他们分兵两路继续挺进，接连击败王保保所率领的部队，攻占应昌城，并俘虏了元顺帝的宫人、太子、嫔妃以及众多官员。

到了洪武二十年（1387年），纳哈出在辽东金山向明军投降。

次年，在永昌侯蓝玉的带领下，明军直捣捕鱼儿海（现今的贝加尔湖）。在这场战役中，明军斩杀了元太尉蛮子，俘获了元主次子地保奴、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等数千人，唯有元主脱古思帖木儿侥幸逃脱。惨败极大地削弱了北元的力量。

脱古思帖木儿在撤往和林的途中，在土刺河被部将也速迭儿杀害。自此，蒙古陷入分裂状态，各部落各自为政，元朝皇室仅存虚名。直到第五任汗坤帖木儿时期，仍然屡遭暗算。

​最终，杀害坤帖木儿的鬼力赤自立为可汗，废除国号，自称鞑靼。至此，蒙古彻底进入长期分裂局面。

在明朝初期，蒙古地区分裂为三大主要部落：兀良哈、鞑靼和瓦剌。这些部落的分布范围从东部的辽河，延伸到北部的贝加尔湖，再到西部的额尔齐斯河。

在永乐年间，鞑靼是这三个部落中实力最强的一个，紧随其后的是瓦剌，而与明朝关系最为密切的则是兀良哈部落。

在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明朝政府设置了朵颜、泰宁和福余三个卫所，用以安置兀良哈部众。这三个卫所后来被称为兀良哈三卫，它们长期与明朝保持藩属关系。

永乐帝争夺皇位期间，兀良哈三卫给予了重要支持。作为回报，在永乐帝将大宁都司及宁王部内迁后，兀良哈三卫获得了原属于大宁的大片土地。

永乐初年，鞑靼部落首领鬼力赤与瓦剌部落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双方多次仇杀并骚扰明朝边境。此外，鞑靼内部的贵族集团也陷入互相攻伐的混乱局面。

到了永乐三年（1405年），鬼力赤被知院阿鲁台杀害，元室后裔本雅失里被阿鲁台拥立为可汗。然而不久之后，瓦剌击败了阿鲁台，迫使他迁徙至胪朐河流域。

永乐八年（1410年），永乐帝亲自率军北伐，对鞑靼部落造成了沉重打击。此后，阿鲁台与本雅失里各自独立统领部落。同年冬天，阿鲁台向明朝称臣。次年，明朝封他为和宁王。

永乐十年（1412年），瓦剌部落的首领马哈木袭击并杀害了本雅失里，但随后又被阿鲁台消灭。阿鲁台的实力因此大增，进而率领部队进攻明朝。

从永乐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422-1424年），永乐帝三次亲征鞑靼，使得鞑靼势力迅速衰落。在此期间，阿鲁台也在与瓦剌部落首领脱欢的战斗中被击杀。

永乐初年，瓦剌部落频繁遭受鞑靼的侵袭。明成祖朱棣登基后，曾派遣使者向瓦剌传达和平共处的愿望。

永乐六年（1408年），瓦剌首领马哈木主动向明朝进献马匹，并请求获得封号。次年，明成祖朱棣册封瓦剌三名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秃孛罗为安乐王。在明朝的支持与庇护下，瓦剌逐渐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其实力也日益壮大。

到了永乐十年（1412年），马哈木成功整合了本雅失里的部众，其势力进一步增强。然而，随着实力的增长，马哈木对明朝提出了更多要求，包括索取财物、扣押明朝使臣，甚至多次率军南下骚扰边境百姓，给明朝边疆地区带来了严重威胁。

永乐十二年（1414年），明成祖亲自率领大军征讨瓦剌，一路挺进至土剌河。在这场战役中，马哈木战败后仓皇逃亡，并于不久后因病去世。

永乐十六年（1418年），马哈木之子脱欢继承父位，被明朝封为顺宁王。脱欢继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巩固权力：对内吞并周边的小部落，对外收编鞑靼残部，使得瓦剌的势力迅速扩张。这一时期，瓦剌逐渐成为明朝北部与西北部最大的潜在威胁。

宣德九年（1434年），脱欢袭击并杀害了鞑靼首领阿鲁台，将其部众纳入麾下，势力范围扩展至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以及贝加尔湖地区。

在15世纪中期，蒙古草原上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正统元年（1436年）前后，瓦剌部的贤义王与安乐王所属部众被脱欢收服，这使得瓦剌和鞑靼这两大蒙古强部均归入脱欢麾下。为了稳定内部并获取合法性，脱欢拥立元朝皇室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自己则担任丞相，掌握实权。

随着瓦剌、鞑靼两部的合并，脱欢的实力迅速增强，其侵扰明朝边疆的野心也日益明显。正统二年（1437年），他率部驻扎饮马河，联合兀良哈三卫及野人女真部，准备大规模入侵明朝边境。

然而，脱欢未能实现其进攻明朝的计划。正统四年（1439年），脱欢病逝，其子也先继位，并自封为太师淮王。也先不仅继承了父亲的雄心壮志，更展现出了超越脱欢的能力。他不再满足于让脱脱不花作为名义上的可汗来制约自己，而是逐渐架空了脱脱不花的权力。

在此期间，也先与脱脱不花各自向明朝派遣使团进贡，迫使明朝同时应对双方，给予丰厚赏赐。这也成为太师也先扩大势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随后，也先将对外扩张的目标明确指向明朝边境，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包括通过离间明朝与西北各族的关系，削弱明朝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从而为未来的军事行动铺平道路。

明朝初年，在嘉峪关以西地区，设立了沙州、赤斤、曲先、阿端、罕东和哈密等卫所，用以安置归附的蒙古及回部部众。这些少数民族首领接受明朝册封，并与中央政府保持密切联系。他们承担着维护明朝北部边防安全的重要职责，遵循“断其右臂”的防御策略，促进边疆与中原地区的和平共处。

然而，也先通过联姻的方式试图拉拢沙州和赤斤蒙古，意图破坏其与明朝的联盟关系。

正统九年（1444年），也先公然宣布设立甘肃行省，并授予罕东诸卫都督讷格等人平章职务。次年，他率兵挟制沙州、罕东和赤斤蒙古进攻哈密，甚至俘虏了哈密忠顺王的妻母。

面对危机，忠顺王倒瓦塔失里向明朝求援，但明廷却未作出回应。三年后，忠顺王最终被也先逼迫至瓦剌。自此，明朝在西部边疆实施的“断其右臂”战略宣告失败，关西诸卫落入也先的掌控之中，明朝西北边防形势急剧恶化。

正统十一年（1446年），也先开启了向东扩展的战略，率领蒙古骑兵进攻兀良哈三卫。然而，明朝对此竟然毫无反应。

也先通过“攻破兀良哈，威逼朝鲜”的手段，对兀良哈造成了严重打击，迫使三卫屈服。也先的这次东征彻底瓦解了明朝“断其左臂”的战略部署，使得明朝西部防线门户大开。

至此，也先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展到西起现今的新疆、青海、甘肃，东至朝鲜半岛北部，北达贝加尔湖以北，南至明朝边疆的广阔区域。

这一局面标志着在元帝国之后，又一个由蒙古贵族主导的统一政权逐渐形成。这一政权的出现，无疑对明朝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

在边关告急时，为何朝廷常常求救无门？难道明朝真的对边疆的安危漠不关心吗？实际上，这背后反映的是明朝内部政治的腐败。

当时，瓦剌部逐渐崛起，但明朝并未对此提高警惕。而这种腐败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军事防御体系的全面衰退。

明朝在建立之初，曾结合历代兵制的经验与教训，提出“寓兵于农”的理念，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卫所制度。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制度逐渐暴露出严重问题。

在卫所制下，军官和士兵均采取世袭制。这种世袭制度不仅没有激发军队的积极性，反而成为一些军官胡作非为的保护伞。即便犯罪，只要罪行未涉及谋反叛逆，他们的后代仍可继承父辈的官职。因此，部分武官甚至公然声称：“我死了还有兄弟或儿子接替我的位置。”表现出一种无所畏惧的态度。

而对于普通军士而言，世袭制则如同一道枷锁，将他们世代束缚在奴役的地位上。其中，“恩军”的处境尤为悲惨。“恩军”指的是那些被判死缓的罪犯，他们被发配充军，被视为皇帝的一种“恩典”。然而，这些“恩军”往往南北互换，以充军为惩罚手段，导致许多人因水土不服而难以适应新环境，进一步削弱了军队的整体战斗力。

综上所述，明朝内部的政治腐败及卫所制度的弊端，直接导致了边疆防御能力的下降，使得朝廷在面对边关危机时显得力不从心。

充军作为一种严厉的刑罚，仅次于死刑，因此通过这种方式补充进来的士兵，整体素质非常低下，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战斗力。而其他途径补充的士兵，虽然情况比“恩军”稍好，但大多是由当地农民组成，负担极其沉重。正因如此，当地女子普遍不愿意嫁给军士为妻。

在明初时期，由于国家法令严明、吏治相对清明，卫所制度尚能为明朝提供一定的军事力量。然而，自洪熙元年（1425年）之后，针对贪官污吏的严惩措施被全面废除，官员们因此失去了约束，开始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这导致卫所中的军官对军士进行残酷剥削，使得许多军士不堪重负而相继逃亡。

到了宣德九年（1434年），兵部右侍郎王骥曾明确指出：“各地都司卫所的官员，只顾谋取私利，遇到差役时便卖富差贫，征收物资时则以一科十。更有甚者，他们私自役使军士从事买卖活动，或者以各种名义扣发军士的月粮，甚至减少军士冬季所需的布絮。”

王骥详细列举了军官剥削军士的多种手段。例如，“卖富差贫”，即军官从富裕军士手中收取贿赂后，便对其放松管理，使其无需承担实际的军事任务。而贫困军士不仅要正常履行义务，一旦涉及财物支出的差事，还会遭到军官的额外盘剥，甚至被扣发月粮，导致生活困苦，最终选择逃亡。

正统初年（1436年），山西驻守的官军已长达27个月未发放月粮，导致军士情绪极为不稳，甚至险些发生兵变。许多精壮军士被军官派往外地，为他们从事商业活动或耕种田地。与此同时，军官还借机侵占屯田，致使军屯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军士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

在军官的剥削下，军士生活困苦不堪。据当时前往边疆巡视的监察御史所见，军士的生活状况令人震惊：衣不蔽体，食不厌饥，患病时无药可医，病亡后无人收殓。如果军士想摆脱这种悲惨命运，唯一的出路便是逃亡。

至正统三年（1438年），兵部统计显示，全国已有120多万军士或逃亡或死亡，而补充的新兵却不足这一数字的20%。永乐年间，明军总兵力约为280万，若扣除120万再减去补充人数的20%，仅剩96万，占原总兵力的34%左右。以山东为例，某部按军制应有120名军士，但实际在编者竟只剩1人，其余皆已逃亡。

在明朝军队管理中，军士逃亡的现象较为普遍。虽然并非所有地方都如此严重，但在一些卫所，除了逃亡的军士外，留下的军士往往被迫从事非军事活动，如经商或种田等。长此以往，这些军士的名字便从军籍中被抹去。

明英宗朱祁镇对这种状况并非完全不知情，但他将改革的重点放在了设立清军御史上，因此无暇深入整顿吏治。这导致问题持续恶化。

更严重的是，军队的武器装备也存在大量造假现象。负责监督制造兵器的文武官员不按标准操作，而是通过偷工减料来牟取私利，严重影响了军队装备的质量和使用效果。这种情况早在明英宗继位之初就已十分突出。

例如，蓟州总兵官曾报告守关军士缺乏盔甲；大同镇守官员称边防军士缺少四万余套衣甲鞋帽；兵部则指出京军三大营缺少两万余匹战马。年仅9岁的明英宗将这些问题交由工部处理。然而，工部的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各地军士所需的服饰、鞋袜及军需用品虽存于东西厂库房，但其中不符合规格的竟达十三四万件。这一结果令人震惊，反映出当时军队后勤保障体系的严重失序。

更加恶劣的是，有些军官竟然胆大包天，公然盗卖军用粮仓中的粮食。在正统三年（1438年），西宁卫负责的卫指挥佥事穆肃与镇抚李恒暗中勾结，非法冒领了兰县仓库存放的军人俸粮八千余石。

起初，这二人行事极为隐蔽，外界毫无察觉，也从未有人怀疑过他们。然而，正如那句古话所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最终因为分赃不均，此事败露于众。

还有一例发生在正统四年（1439年），万全右卫指挥使王祥与怀安卫指挥使楚祯也参与了盗卖军粮的犯罪行为，涉及粮食物资达二万多石，导致当时军队的粮饷体系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军士因不满现状而逃亡，军队人员短缺，再加上缺乏充足的粮饷以及合格的武器装备，这些因素无疑对明朝的国防力量造成了极大的削弱。

面对国家军队接连出现的这些问题，明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往往只是浮于表面，治标不治本，只能暂时缓解症状。而深藏其中的政权腐败问题，却难以从内部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王振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导致边防战略出现诸多失误。其中最显著的失误之一便是明朝廷长期在麓川地区进行军事行动。

麓川指的是明朝时期的土司机构——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其地理位置处于今日云南西部腾冲县西南。土司制度自元朝起实施，是一种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治制度。在此制度下，中央政府允许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土司长官及相关职位，并要求他们每年向朝廷缴纳一定数额的赋税作为贡奉。

当时，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刚刚步入文明社会，各部落之间频繁爆发冲突，包括相互攻伐、抢夺人口以及侵占土地等行为。

从宣德三年（1428年）开始，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多次出兵侵占周边土司的领地。

至正统三年（1438年），明朝廷派遣十万大军前往麓川，成功击败思任发。然而，这一胜利不仅让明军自身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而且对于思任发而言，也只是起到了短暂的震慑作用。最终，思任发不得不向明朝廷认错，乞求皇帝的宽恕以换取和平。

原本，这场战争有机会画上句号。然而，王振与兵部尚书王骥却另有打算。他们渴望借由战事立下不世之功，以巩固自身地位，进而获取更高的官爵。在他们的极力怂恿之下，明英宗朱祁镇最终决定再次派遣军队，目标直指思任发。于是，正统六年（1441年），麓川之战的战火再度燃起。

在明朝大举兴师前往麓川之前，翰林侍讲刘球呈上了《伐麓川疏》。他引经据典，阐述古今局势，指出明朝的边防重心应放在西、北方向的蒙古威胁上，而非滇西南这区区麓川之地。遗憾的是，明英宗朱祁镇并未采纳他的建议。

到了正统八年（1443年）六月，奉天殿突遭雷击。这一异象让刘球再次抓住机会，向明英宗朱祁镇进谏，提出了十条颇具深意的建议。其核心内容可归纳为两点：

其一，他恳请皇帝独掌大权，避免他人越俎代庖；

其二，他认为国防重点应在北方，主张停止对麓川的军事行动。

刘球明确指出：“麓川地处荒远偏僻，其叛服与否，并不足以影响中原大局。而脱欢、也先等势力正在吞并各部落，频频侵扰边境。若舍近求远，忽略家门口的威胁，而去关注边陲的小患，实非明智之举！”

刘球的谏言令王振等人极为不满。早在上次，刘球便极力反对进军麓川，此次又提醒明英宗提防身边之人干涉朝政。于是，王振等人借故将刘球逮捕入狱，并暗中派人将其杀害。

刘球遭到王振迫害后，朝中再无人敢对出兵麓川之事提出异议。这场战争自始至终持续到了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春天，明朝因此付出了巨大的兵力损失。几个月后，土木堡之变爆发，而此时的明军早已无力应对。

在涉及蒙古事务方面，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蛊惑下，同样犯下了严重的战略失误：

其一，正统九年（1444年），明英宗未能认清局势，贸然对兀良哈三卫发动进攻，破坏了双方长期维系的宗藩关系。

其二，同一年，当哈密王遭受瓦剌攻击时，忠顺王向明朝求援，但明英宗却对此置若罔闻，未能及时施以援手。

其三，正统十年（1445年），面对瓦剌东征兀良哈的行动，明朝朝廷选择袖手旁观，未采取任何军事干预措施。结果导致兀良哈被瓦剌吞并，实际上等于为也先打开了明朝北部防线的大门。这也使得也先的实力迅速壮大，最终成为威胁明朝边疆安全的主要力量。

不仅如此，王振还公然背叛国家利益，将国家安全置于险境，以谋取个人私利。

在明代，蒙古族社会主要依赖单一的游牧经济，大部分植物性食物和手工业制品都需要从内地获取。和平时期，他们通过两种方式获得这些物资：马市贸易与朝贡贸易。

马市贸易类似于现代的边境贸易，是一种区域性商品交换形式。而朝贡贸易则是明朝为维护边疆稳定、优待少数民族及外国使节的一项政策，旨在建立名义上的宗藩关系。

这种宗藩关系的维系实际上需要大量财力支持。明朝政府需向朝贡使团支付远超贡品本身价值数倍的赏赐，以此巩固关系。

然而，在这两种贸易形式中，铜、铁、兵器等战略物资属于严格禁止出口的物品。根据市场规律，越是稀缺或受限的商品，在黑市或交易中的价格往往越高。

令人震惊的是，王振竟无视国家禁令，为了一己私利，秘密从事走私兵器的非法活动。他指使同党、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大同是重要的马市所在地），每年向瓦剌走私数十万只箭镞，甚至包括当时先进的火铳技术与武器。

王振的所作所为不仅让也先获得了大量的军需物资与战争装备，还极大地充实了其生活资源。这使得也先逐渐变得野心勃勃，像虎狼一般贪婪地觊觎明朝的疆土，并开始等待时机，准备南下入侵明朝，发动战争。

明朝在贡赐贸易中，持续流失着本就稀缺的国内资本。随着瓦剌朝贡团规模日益扩大，明朝的财政负担愈发沉重。然而，即便如此，明朝依旧不断给予这些使团丰厚赏赐。

更为严重的是，朝贡使团沿途肆意妄为，不仅强奸妇女、抢劫财物，还私自将国家严禁出口的弓箭与火器带出境。他们的种种恶行不仅扰乱了社会秩序，损害了明朝廷的威严，更对沿途百姓的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同时也对明朝边境安全构成了隐患。

也先逐渐积蓄力量，眼见明朝政治腐败、军事松懈，便视其为一块唾手可得的肥肉，只待时机成熟便可吞食。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一月，瓦剌派遣了一个由1772人组成的朝贡使团前往明朝。但在领取赏赐时，却虚报人数至2257人，多报了956人，最终被明朝官员发现。对此，也先以明朝给予的马价过低以及削减马价为借口，同时威胁明朝若不将公主嫁予他，便会发动进攻。以此为由，他悍然挑起战争，大举进犯明朝。

同年夏末，瓦剌骑兵分三路进攻明朝。东路与西路分别袭击辽东和甘州，而也先则亲自率领中路三十万大军直逼明朝边防重镇大同与宣府。

7月20日，山西边防的警报传到了北京，明英宗朱祁镇立刻下令加强防御。到了30日，也先的军队已经推进到了大同边境的猫儿庄，防守的参将吴浩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得知这一消息后，明英宗朱祁镇迅速派遣驸马井源等四位将领，各自率领一万兵马前往增援。而此时，王振却早已按捺不住，他想要借此机会立下功勋，于是极力鼓动明英宗朱祁镇亲自出征大同。年轻气盛的朱祁镇在听取了王振的建议后，与大臣们开始商议亲征的具体计划。

吏部尚书王直联合中央各机构的负责人联名上书劝阻亲征。王直指出，当前正值酷暑时节，天气干旱，水草资源匮乏，这对明军极为不利。同时，也先一方必然会寻找最有利的时机发动进攻，如果明军坚守不前，不给他们可乘之机，那么也先的部队就难以维持长期作战所需的物资供给。等到他们的人马困乏时再发起攻击，必定能够取得胜利。更何况，战争是极其危险的事情，皇上身为一国之君，尊贵无比，绝不应该轻易冒险亲征。

然而，明英宗朱祁镇却回应道：“朕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保卫国家和江山社稷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最终仍然决定安排亲征事宜。

8月3日，明英宗朱祁镇命令其弟朱祁钰留守京城，同时安排随行出征的各部大臣。然而就在此时，明军在战场上遭遇惨败。阳和口（今山西阳高县北长城关口）一战中，明军被也先的骑兵击败，几乎全军覆没。三名主将中有两人阵亡，只有左参将都督石亨逃至大同。此次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明军主力内部缺乏协调，加之监军太监郭敬的掣肘，最终导致了这场灾难。

8月4日，明英宗朱祁镇与宦官王振率领各部大臣及50万京军精锐仓促启程。沿途军队扰民不断，但王振对此毫不在意。

大军经居庸关、宣府一路向西，至8月18日抵达大同。此时，郭敬秘密向王振报告了大同明军主力战败的消息，称主将驸马井源及大部分明军已经全军覆没。

得知消息后，王振惊恐万分，立即催促明英宗朱祁镇回京。然而，他却拒绝了众大臣抄近路从紫荆关返回的建议，执意选择另一条路线。

王振原本打算邀请明英宗朱祁镇前往自己的家乡蔚州，以光耀门楣。然而行军途中，他担心大军会踏坏庄稼，给家乡带来损失，于是改变主意向东行进。8月30日，大军抵达土木堡。

当初抵达土木堡时，天光尚明。随行大臣建议明英宗朱祁镇前往距离土木堡仅二十里的怀来县城驻扎。那里地势有利，若遭遇强敌，还可依仗地形进行防守，不至于陷入无险可守的境地。

然而，王振因顾虑后方一千多辆辎重车辆，决定在此停留等待，不再继续前进。于是，明英宗朱祁镇便下令在这一缺水的高岗地带安营扎寨。

八月三十一日，也先率领的骑兵迅速赶到，将明英宗朱祁镇及其部队团团围困，并切断了通往营地南侧十五里外溪流的通道。明军虽奋力挖井至两丈深，却始终未能见到泉水，士兵们饥渴难耐。

九月一日，明英宗朱祁镇命令军队突围，但未能成功。此时，也先派遣使者前来议和，明英宗朱祁镇也派出使臣前往也先军营商谈。

王振毫无作战经验，对也先的计谋毫无防备。他误以为也先是害怕明朝五十万大军，才派使者求和，于是命令多日未饮水的部队前往十五里外的溪流处。

大部队在迁移过程中阵型大乱，又被瓦剌骑兵猛烈冲击，导致明军瞬间溃不成军。随驾的大臣死伤惨重，五十万明军损失过半，二十万骡马及所有辎重装备都被也先缴获。

最终，明英宗朱祁镇被俘，王振则被愤怒的将领击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

消息传回北京，百官痛哭失声。都御史陈镒等人纷纷揭露王振罪行，给事中王竑更当场捉住王振党羽马顺，将其踩踏至死，“尸暴血流”。

京城内的王振家族成员，无论男女老少、同党还是奴仆，均被监国郕王朱祁钰下令处决，王山也在街头被凌迟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