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点费存在实质诈骗就可以报警处理，难以认定实质上的“骗”也可以起诉，但能否要回你的钱，确实不好说。

不能说封建迷信，但真的需要一命二运的加持，才可能挽回损失，毕竟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要账。

在司法实践中，父母为子女工作调动支付“打点费”却遭遇诈骗的案件屡见不鲜。这类案件不仅数量多、金额大，更暴露出中国传统社会的薄弱环节，一味相信熟人、关系，寻求正常途径外的捷径的人情社会的惯性力量。

从最高人民法院近年发布的典型案例看，法律对这类行为的规制已形成完整体系，刑事与民事路径双轨并行，为受害者提供了清晰的维权指引。

一、虚构事实与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通过诈骗罪认定，迅速要回被骗的钱。

根据《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核心在于“虚构事实”与“非法占有目的”。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发布的诈骗典型案例明确，行为人若以“找关系”“托人情”为名收取费用，却无实际办事能力或资金用途，即构成诈骗。

例如，在丁某君诈骗案中，被告人冒充民警以辨认嫌疑人为由骗取手机后变卖，法院认定其通过虚构身份获取信任，构成诈骗罪。

这就是实质上的骗，虚构，冒充假的身份。比如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冒充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领导身份，这一类的诈骗犯罪是容易认定和界定的。

类似的，2024年内蒙古扎旗法院审理的案件中，被告人谎称能安排化工厂合同制工作，骗取13.2万元“好处费”全部用于个人消费，最终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这就是非法占有之目的，诈骗者收到请托费以后，没有用于办理相关事项，而是用于个人高额生活消费或者是赌博挥霍的，很容易认定。

但实际生活中是很复杂的，很多受托人不会去虚构身份或者将金钱全部挥霍，而是通过请客、转送等方式，确实将请托费用于请托事项之中，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办成，受害人落得个人财两空，当然不愿意，因此反而报警。

但许多基层公安机关都不会很及时的立案，若公安机关以“经济纠纷”为由拒立案，受害者可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13条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

实践中，确有检察院通过监督立案程序，督促公安机关依法开展调查工作，无论是立案前的调解或者是立案后的侦查工作，犯罪嫌疑人还款的可能性都比较大。

若上述救济权利用尽，仍达不到自己的满意效果，则只能转而提请民事诉讼。

二、很多诈骗存在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的复杂情况，起诉不当得利返还，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若刑事途径受阻，受害者可依据《民法典》第985条主张不当得利。

在司法实践中，转账记录、承诺书等证据链尤为重要。北京某案例中，受害者凭微信聊天记录和转账凭证，成功追回3万元“打点费”，证明“转账+承诺”即可形成完整证据链。

因此，受害人注意保存转账凭证、通话录音、“办不成退款”承诺书等证据至关重要。

如果当事人以借款纠纷或请托合同纠纷的名义起诉，则很难保证自己的权利得到保护，要么是违背公序良俗的原则，非法目的不受法律保护，要么是并非实质性借款、可能涉嫌虚假事实和理由被法院驳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