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田弘毅是日本二战时期的一位外交官,于1878年2月14日出生于福冈县那贺郡梶町,他的原名是承太郎。

他从福冈市立大名小学、高中毕业后,便先后进入预科学校、福冈县立秀友馆中学学习。
广田弘毅从小就擅长柔道和书法,并在玄洋社(二战时期日本的一个极右翼团体)的柔道馆练习。
后来,新的柔道馆建成,他作为代表参加了开幕式。大约在这个时候,他成为玄洋社的一名员工。
他最初想去军事学院学习以避免给家庭经济带来压力,但是在周游馆期间发生的三国干涉事件令他感到非常震惊,因此他决定成为一名外交官。
1898年,从秀友馆高等学校毕业后,广田弘毅便跟随平田移居东京。
1901年,进入第一高等学校英国法科,之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学习。学费由玄洋社出版公司的平冈光太郎提供。
后又通过玄洋社三杰之一的头山满的介绍,广田弘毅结识了副岛种臣、山座圆次郎、内田亮平、杉山重丸等人。
他通过内田的介绍进入了讲道馆,并特别受到山座的青睐。
山座要求广田等人出版与外交有关的小册子,并于1903年命令他们视察满洲和朝鲜。
日俄战争期间,他在战俘营担任翻译,收集有关俄国的情报。
1905年大学毕业后,他参加外交及领事考试,因英语不好而落榜,于是进入朝鲜总督府准备参加考试。
他的帝国大学同学佐分利贞夫也成功通过了入学考试。
次年,他以11名考生中最高分参加外交领事考试,并进入外交部任职。

1907年,广田弘毅任中国驻北京大使馆助理外交官,后任日本驻英国伦敦大使馆三等秘书。
1913年6月任省工商局第一科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广田弘毅参与起草“对华二十一条”,但强烈反对以最后通牒形式发布。
1919年,他被派往美国华盛顿特区,到达旧金山后,成为第一个视察日本移民村的外交部官员,受到当地移民的热烈欢迎。
随后,他历任新成立的情报部科长、副科长。1923年9月,随着第二次山本内阁的成立,他出任欧美局局长。
在加藤隆昭内阁中,广田弘毅以欧美局长的身份,在重视国际合作的“币原外交”下致力于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并于1925年签订了《日苏基本条约》,成功恢复了与苏联的邦交。
当时,广田弘毅超越党派界限,与政府外的人士有着广泛的联系。
1926年11月,广田弘毅任驻荷兰公使。 1929年,任日本出席海牙赔偿会议代表。 1930 年10月,广田弘毅被任命为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并担任该职位直到1932年。
广田弘毅就任后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
日本政府指示驻日大使和公使通知其他政府立即撤军,但广田弘毅采取谨慎态度,没有通知苏联。

1933年9月14日,广田弘毅出任斋藤内阁外务大臣。
一年后,斋藤内阁集体辞职,但广田弘毅在随后的冈田内阁中仍留任外务大臣。
接着,他先是完成了与苏联关于购买当时悬而未决的华东铁路问题的谈判,并将同其签订条约,消除了因铁路而起冲突的种子。
后又于1935年1月22日。在帝国国会上将日本的外交方针定义为“协和外交”,并放话表示:“我坚信在我的任期内不会发生战争”。
所谓的“协和外交”表面上是以世界和谐为目标,但实际上是为了改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状况,试图借此获得国际社会的谅解。
让国际社会默认日本对于中国东北的侵占,是一种试图巩固其在华的侵略成果的措施。
然而,当时一心剿匪的蒋介石和汪精卫却对广田弘毅的“协和外交”表示赞扬。
不管怎样,在广田弘毅提出“协和外交”之后日本对华外交立场由强制转向和解,并开始讨论废除治外法权等问题。
此外,日本驻华代表也由公使升格为大使。
随着各国纷纷效仿,中华民国政府对广田弘毅外交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然而,军方反对在没有得到满洲国同意的情况下与中国和解,尤其是这一举动是在军方内部没有进行任何事先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
故而导致当时每当发生冲突的时候,日本军方屡屡无视日本外交团队,单独同中方进行交涉并最终签订了《梅津何应钦协定》和《土肥原秦德春协定》。

针对这些冲突,中华民国请求日本外交部调解,但日本外交部以“本事主要为停战协定军事问题,不适宜以外交谈判方式处理” 为由拒绝。
同年5月,民国政府内亲日派开始与广田弘毅磋商,以期切实实现与日本的合作关系。
民国方面提出三项条件:
一是和平解决日中关系:中日两国应相互尊重对方在国际法上的完全独立,两国之间的一切事件及问题,均须以和平外交手段解决。
二是平等关系,中日两国彼此维持真正友谊,凡非真正友谊如破坏统一、扰乱治安或毁谤诬蔑等类之行为,不得施于对方。
三是镇压反日情绪,中国方面彻底取缔排日的言论和行动。
此外,民国方面还传达了不寻求撤销对“满洲国”承认的条件。具体来说,蒋介石认为,虽然不能承认“满洲国”的独立,但在目前可暂时搁置不问。
如果日本能放弃对华北的侵略,那么,国民政府则可以默认“满洲国”的存在,并且可以与日本进行经济乃至军事上的“合作”。
然而,即便当时的蒋介石政府已经妥协退让到这种地步,但广田弘毅对此依旧不满意,并提出新的“广田三原则”。
一是要求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具体内容:要求中国停止一切抗日活动,彻底取缔排日言论和行动,抛弃依赖英美等国的政策,采取亲日政策。
二是承认“满洲国”,并促进华北与“满洲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三是实现中日满共同防共,要求中国在与外蒙古接壤的地区与日本合作,共同防范共产主义。
广田弘毅的三项原则得到了外务大臣、陆海军大臣的一致同意,并被内阁总理大臣冈田启介所接受。
蒋介石政府对此感到失望,广田弘毅的这三项原则本质上只是日本单方面的索求,根本没有任何互惠性可言。

1936年2月26日,日本发生了“二·二六”事件,军部“少壮派”中下级青年军官发动武装政变,占领了政府重要机关,并且袭击高级官吏府邸,杀死多名高官。
政变发生后,陆军省在昭和天皇的镇压下未能得逞,但军部中的法西斯势力得到极大加强。
政变后,就继任首相人选,元老西园寺公望考虑了近卫文麿和广田弘毅两人。
近卫文麿因不想在军部内斗剧烈的情况下冒险,以生病为由拒绝了首相职位。
由此,西园寺公望最终选择广田弘毅,一方面因为他任外相时配合军部的对外政策,应能为军部所接受;另一方面他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应能处理好对英、美等国的关系。
广田弘毅最初也以“难以胜任”为由拒绝,但在西园寺的坚持下,他最终接受了组阁重任。1936年3月5日下午,广田弘毅拜谒天皇,接受了组阁大命。
到任后,广田弘毅一方面对军队进行了大规模清洗,包括二二六事变时的陆军次官、军务局长、陆军战争大学校长退休或更换,军事顾问全部辞职,除陆军大臣寺内敏一等3名年轻军官外,陆军将领全部退役,人事变动共计3000人,并处决了15名事变主谋军官。
另一方面又恢复了军事长官由现役军官担任的制度,并通过了扩军预算,广泛采纳了军方的意见。
特别是在恢复军政大臣为现役军官制问题上,据说,新任首相的广田为了防止再发生二二六事变那样的政变,自己遭到暗杀,要求军队处死叛乱的年轻军官,并以此为筹码,被迫接受军队中现役军官制。
在清洗军队的同时,广田内阁还致力于“改革总政”,并决定了如下七大国策、十四项政纲:
加强国防;革新和改善教育;发展中央和地方税收制度的发展;稳定人民生活;加强灾害预防措施,扩大防护设施,振兴农业和渔村经济以及促进中小型工商企业发展等等。
1937年1月,国会上发生了滨田国松与寺内俊一之间的“切腹辩论”。
937年1月21日,在日本第70届帝国议会的众议院本会议上,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切腹辩论”,交锋双方是政友会议员浜田国松和陆军大臣寺内寿一。
当时,浜田国松在会议上发言,批评军部干预政治的行为,指出军人不应参与政治,强调这种行为对国家的危险性。
寺内寿一回应称浜田国松的质询“侮辱了军方”,并要求其道歉。
浜田国松反驳说,他的发言并无侮辱军方之意,并要求寺内寿一指出具体侮辱之处。他还提出,如果速记记录显示他有侮辱军方的言论,他愿意当场剖腹谢罪;如果没有,寺内寿一应剖腹。
此番切腹言论一出,立马引发了议场内的大混乱,双方互相指责,议会不得不休会两天。
寺内寿一要求解散议会,但广田弘毅拒绝。寺内寿一随后表示如果内阁不解散议会,他将单独辞职。最终,广田弘毅内阁因内部不统一而宣布辞职。

辞职后,广田弘毅曾在鹄沼的别墅里靠养老金生活了一段时间。
5月31日,他被任命为贵族院议员。
6月4日,第一次近卫内阁成立,近卫文麿出任总理大臣,在近卫的请求下,他出任外务大臣。
但内阁成立后不久,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政府与民国政府之间立马进入全面战争状态。
最初,广田弘毅主张不扩张政策,寻求通过当地谈判解决问题。
然而,由于日本前提打得实在太顺了,导致近卫文麿内阁很快就放弃了广田弘毅的不扩张政策,继续扩大在中国的战争。
1938年1月22日,广田弘毅在帝国国会上表示中日之间的这场已经没有任何和平谈判的可能性了,并能够在希望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一个配得上与日本帝国真正同盟的新中国政府!”
5月26日,近卫试图改变政策并改组内阁,广田弘毅辞作为外务大臣,其政策主张与近卫文麿的调整方向不一致,导致双方出现分歧,便最终选择辞去职务。

辞去外交大臣职务后,他担任上议院议员。1939年平沼内阁辞职后,近卫提名广田为首相候选人。
另一方面,广田弘毅推荐了近卫文麿,而西园寺则推荐了阿部伸之。
在继阿倍之后的米内内阁中,广田弘毅被任命为内阁顾问。
当近卫文麿试图任命松冈洋介为外务大臣时,广田弘毅明确表示反对,称“松冈洋介很危险,最好任命东乡裕仁”。
然而,近卫任命松冈为外相,并缔结了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广田弘毅则反对三国同盟条约,认为这会让英国和美国成为敌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1940年10月天皇统治支援协会成立,广田弘毅与后藤文雄、东乡重典、石黑忠笃、松本丈二等人共同组织了贵族院独立俱乐部。
1941年,广田弘毅虽然不愿意组建第三次近卫内阁,但是支持东条内阁的成立。
此时,陷入与美国谈判困境的外相东乡试图以辞职的方式化解局面,但被广田说服留下。
1942年6月,广田弘毅被派为特命全权大使,与特命全权大使谷田部康义、特命全权公使水野伊太郎、秘书官浅见光一、秘书官富光三一起出使泰王国,庆祝日泰攻防同盟条约签订。
一位在1943 年中期见过广田的学生回忆道:“他对军事暴政感到愤怒,并批评东条内阁在抵抗军事暴政方面无所作为。”
“他说,这场战争不可能取胜,必须尽快结束,他似乎在日夜工作,寻找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
1944年,随着战争形势恶化,东条内阁垮台,小矶内阁成立了最高战争领导会议。
9月4日召开会议,决定派遣广田弘毅作为特使前往苏联调停。
然而,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拒绝接受这位特使。
1945年5月25日,东京大空袭中,广田弘毅位于原宿的家遭到破坏,他便逃往藤泽市鹄沼的别墅。
同年6月,应正在通过苏联探讨和谈的东乡重典的请求,与撤离到箱根强罗酒店的苏联大使雅科夫·马利克进行了非正式接触。
广田弘毅以私人访问为名试图了解苏联的条件,但苏联已决定对日参战,而日本又未明确提出条件,因此东乡未能得到所希望的答复。
7月14日,广田弘毅致电苏联大使馆要求再次会面,但遭到拒绝,谈判就此结束。
8月10日,广田弘毅在高层会议上表示“无条件投降是不可避免的!”,最终导致日本投降。

1945年8月20日,广田弘毅从位于鹄沼的别墅搬到了位于练马区的熟人阿部淳三的家中。
随着盟军挺进日本,同年11月,他被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局传唤到明治生命保险大楼接受讯问。
同年12月2日,盟军最高司令部还命令日本政府逮捕广田等人。
很快,他便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被关押在巢鸭监狱,并被指控犯有55项罪名,其中三项罪名成立:“阴谋发动侵略战争”“九一八事变后的侵略战争”和“无视遵守战争法的义务”。
最终,广田弘毅被判处绞刑,并于1948年12月23日在东京巢鸭监狱被执行,享年71岁。死后,被供奉在靖国神社里。
而广田弘毅的妻子静子,则在东京审判前便在鹄沼的别墅服毒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