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朱由检登基，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他在煤山自缢为止，崇祯皇帝始终怀有振兴大明的志向。然而，由于性格中的诸多弱点，他的努力屡遭挫折，最终非但未能挽救危局，反而落得国破家亡、身死社稷的悲惨结局。

崇祯帝登基后，面对的是一个积弊已久的明朝江山。他的几位前任——明神宗、明光宗与明熹宗，在位期间留下了沉重的问题。当时朝政腐败，宦官专权，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与此同时，自然灾害频发，民生困苦，百姓怨声载道，农民起义一触即发。外部方面，后金势力迅速崛起，屡次南侵，严重威胁着明朝的统治。

为重整朝纲，崇祯帝首先着手铲除阉党势力。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大太监魏忠贤在流放途中自缢身亡，这一消息令天下百姓拍手称快。

随后，崇祯帝继续肃清残余的阉党成员。朝中官员如胡焕猷、倪元璐等人纷纷上奏，要求严惩曾为魏忠贤歌功颂德的地方官员，并为当年受迫害的东林党人平反。对此，崇祯帝一一采纳，杨维垣、李恒茂、杨所修、孙之獬、阮大铖等阉党骨干相继被罢免官职。

至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翰林院编修倪元璐提出焚毁《三朝要典》的建议，认为该书是阉党打击异己的政治工具。崇祯帝批准了这一请求。

五月，《三朝要典》被公开焚烧，此举不仅象征着对东林党的政治平反，也沉重打击了阉党的残余势力，一时之间，朝野震动，反对派如孙之獬甚至痛哭失声，哀叹“如丧考妣”。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崇祯帝试图通过清除阉党、整顿吏治来挽救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

在崇祯二年正月，崇祯帝着手对阉党进行彻底清算。他命令大学士韩爌、李标、钱龙锡等人拟定从逆者的名单。由于韩爌为人宽厚，不愿事态扩大，初次仅提交了一份四五十人的名单。然而，崇祯对此并不满意，要求重新审议。

在皇帝的坚持下，韩爌等只得再次上报了几十人。但崇祯依旧不满，并第三次责令重新评议。在崇祯坚决的态度面前，最终几乎所有的阉党成员都被列入逆案之中。同年三月，《钦定逆案》公布于世，自魏忠贤开始，阉党的罪行被细分为六个等级：首逆魏忠贤与客氏被处以凌迟极刑；首逆同谋者崔呈秀等六人立即斩首；结交近侍者刘志选等十九人被判秋后处决；另有十一人充军边疆，一百二十九人判处三年徒刑后赎罪为民，四十四人革职闲住，再加上魏忠贤亲属及宦官附庸者五十余人，总计处理人数超过二百六十人。

崇祯此举展现了他的果断与魄力，赢得了朝野上下的广泛支持，也让群臣对他刮目相看，一时之间，他被誉为“明主”。

在刚刚继位之初，崇祯帝便果断下令召回派驻各地的镇守宦官，将边防政务交由地方督抚全权管理。

到了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他又进一步加强对宦官的管控，严格限制其行为，力求杜绝其干预朝政的机会，从而大幅削弱了宦官集团的影响力。

在清除阉党势力、撤回镇守宦官之后，崇祯帝开始注重选拔贤能之士加以任用。他在位初期十分重视官吏的考核与选用。同年正月，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对官员的全面考察，力求甄别优劣、奖优罚劣。

二月，科举会试如期举行。四月廷试中，崇祯亲自出题，向考生询问治国良策，期望从中发现并提拔真正有才干、有能力的人才。

在罢免了原属阉党的阁臣黄立极、李国之后，崇祯亲自点名任命了一批新的内阁成员参与国家大政。首批被征召担任东阁大学士、参赞机务的包括南京吏部侍郎钱龙锡、礼部尚书来宗道、礼部侍郎李标、杨景辰、周道登以及少詹事刘鸿训等人，随后又陆续征召韩爌、成基命、周延儒、钱象坤等加入内阁。

尽管这些人中也有曾与阉党有过牵连者，但多数为东林党人，执政风格较为谨慎，整体上展现出较强的责任感和治理能力。

崇祯元年（1628年），朝廷恢复了经筵制度，首次举行讲经活动。经筵讲官多由大学士担任，他们尽心尽力为皇帝讲解治国之道，而崇祯帝亦认真听讲，并积极提问，表现出对国家治理的高度关注。此外，崇祯在用人方面不拘一格，频频破格提拔有才之人。例如，四川人刘之伦因才能突出，被迅速从庶吉士升为兵部右侍郎；游方僧人申甫因他人举荐，也被越级任命为副总兵。为整顿边疆事务，他还起用名将袁崇焕，授其兵部尚书之职，负责督师蓟辽地区。

同年七月，崇祯亲自于平台召见袁崇焕，征询安定辽东的战略方针。

袁崇焕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军事战略构想，并提出：只要工部能够保障充足的军械供应、户部确保粮饷充足、吏部不对人事任免加以限制、兵部也不干涉前线调兵遣将的权力，那么他有信心在五年之内收复辽东失地。

崇祯帝听后极为认同，当场答应了袁崇焕的各项请求，并赐予尚方宝剑，以示对其充分的信任与授权。

此后，袁崇焕贯彻“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重在防守、战为辅助、议和为备”的战略方针，积极整顿边防，迅速取得了明显成效。

与此同时，崇祯帝又任命杨鹤为兵部右侍郎，总管陕西三边军务，以应对西北地区的边防危机。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举措，崇祯初年的内政与边疆局势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

崇祯帝勤于政事，日夜操劳，白天处理政务，夜间仍坚持批阅奏章直至深夜。他立志振兴国家，生活上也严于律己，崇尚节俭，衣着朴素，饮食简单，不沉溺声色，展现出一位励精图治的君主形象。

尽管崇祯帝一心振兴社稷，勤于政务，但由于他性格急躁，处理朝政时常常急于求成，常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应对问题，缺乏长远眼光。加之他为人刚愎自用，极重颜面，又多疑善怒，动辄责怪臣僚不尽职守，导致朝廷风气日益恶化，初期所取得的政绩也逐渐被消磨殆尽。

这一局面早在崇祯元年（1628年）便已初现端倪。当时正值内阁大臣推举之际，礼部侍郎钱谦益等十一人被列入候选名单，而礼部尚书温体仁与侍郎周延儒却未在其列。二人因此暗中联手，上书指控钱谦益等人“结党营私、收受贿赂”。

崇祯帝对朝臣结党深恶痛绝，一旦有官员被扣上“结党”的帽子，往往立即遭到严惩。于是，钱谦益被罢免官职，吏科给事中瞿式耜等人因不满温体仁构陷钱谦益，挺身而出弹劾温体仁，结果也被归为“钱党”而受到处分。

相反，温体仁与周延儒则因迎合圣意而逐步赢得皇帝的信任。此次事件中，崇祯帝被二人蒙蔽，也由此加深了对朝臣普遍结党、难以信任的认知，进一步加剧了他对臣子的猜忌心理。

温体仁实际上是阉党余孽，后来他与周延儒相继进入内阁。二人一味迎合崇祯帝的心意，排挤忠良之士，而崇祯却对他们十分信任，竟让他们在内阁任职长达八年。

崇祯即位不久，亲自任命的内阁大学士刘鸿训曾公开表示“皇上毕竟年少”，言语中透露出些许轻视之意。这对于性格刚愎、极为要面子的崇祯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冒犯，甚至一度想将刘鸿训处死。

后来由于众臣极力求情，崇祯才在崇祯二年（1629年）春，借故将刘鸿训发配至代州（今山西代县），以此平息心中愤恨。自此之后，他对朝廷辅臣愈加不信任。

原本，崇祯赐予袁崇焕尚方宝剑，就是希望他在经略辽东事务时能够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然而到了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领十万精兵绕开袁崇焕重兵把守的锦州、宁远和山海关防线，借道蒙古，突入明朝腹地，并迅速攻占遵化。

袁崇焕闻讯后，立刻率军回京勤王，沿途分兵驻守抚宁、永平、丘安、丰润、玉田、蓟州等地，并抢先赶到通州布防。

后金军队见状，便避开袁部，转而向西直扑京城。袁崇焕不顾军队疲惫，又马不停蹄赶至京城，在广渠门外与后金军展开激战，最终击退敌军，成功保卫了北京城的安全。

为了铲除袁崇焕，皇太极巧妙设下反间计，散布谣言称袁崇焕暗中与清廷勾结。令人遗憾的是，崇祯皇帝竟然对此深信不疑，最终以“通敌叛国”“图谋造反”的罪名将袁崇焕处死。事后，崇祯还感叹道：“边将实在难以信任。”正是他性格中的狭隘与多疑，导致亲手毁掉了国家的重要屏障。

这一系列事件也促使崇祯形成了一个严重的认知偏差——他认为朝廷大臣和边境将领皆不可靠，因此不敢真正重用他们。一旦朝臣出现过失，或只是违背了自己的意愿，便会遭到严厉惩罚。与此同时，宦官再次受到崇祯的信任与重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大有取代文臣之势。

崇祯二年（1629年）十一月，清军再次南侵，崇祯帝派遣乾清宫太监王应朝出任监军。次年十二月，他又相继任命司礼太监沈良佐与内官监太监吕直负责九门及皇城门的提督事务，并委派司礼太监李凤翔总管忠勇营，兼掌京营事务。自此开始，崇祯帝逐渐对宦官委以重任。

到了崇祯四年（1631年）九月，皇帝又命太监唐文征掌管京营戎政，并分别派遣王坤、刘文忠和刘允中前往宣府、大同和山西，监督兵饷情况。同年十月，崇祯进一步推行太监监军制度，安排王应朝前往关宁，张国元赴蓟镇东协，王之心去中协，邵希诏赴西协担任监军职责。

除了军事方面的监军与督饷任务外，宦官还被派往各地督办财政税收、茶马交易、司法审判等政务，可以说无论内廷还是外省，崇祯皆将宦官视为亲信倚重的力量。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崇祯在四年九月下旨任命太监张彝宪监管户部与工部的财政收支，并专门设立“户工总理衙门”，其地位甚至凌驾于两部之上。如此一来，国家重要财政部门的事务竟由一名宦官全权督察，此举引发朝野震动。众多官员强烈反对，其中给事中宋可久、冯元飙等十余名大臣纷纷上疏劝阻，然而崇祯对此置之不理。

崇祯五年（1632年），工部右侍郎高弘图上奏弹劾宦官干政之事，认为此举有损朝廷尊严、伤害国家体制。然而，崇祯帝对此置之不理，依然我行我素。

随后，南京礼部主事周镳也上疏进言，列举前朝宦官专权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恳请皇帝作出明确决策。但崇祯不仅未采纳其建议，反而将其削职为民。此举令朝中众臣深感无奈，纷纷感叹皇上之固执与专断难以撼动。

虽然崇祯对文臣多有轻视，偏重任用宦官，但他并非对宦官毫无戒心。鉴于魏忠贤乱政的历史教训，他对宦官始终抱有防范之心。他认为自己之所以不得不倚重宦官，实属时势所迫，并坚信只要君主英明神武，便能使用宦官而不致祸乱朝纲。

为防止宦官权力膨胀，崇祯想尽办法加以控制。其中一项措施便是频繁地大规模召回在外任职的太监。

至崇祯七年（1634年）六月，他下令撤回各地负责总理和监视事务的太监，并解释说，此前之所以派遣宦官监督政务，是因为许多朝臣要么迂腐无能，要么假公济私，导致他不得不裁汰庸臣，将重任交付宦官。

然而，实际上，崇祯的这番说辞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罢了。

自袁崇焕被害后，辽东军心动摇、军纪松弛，官兵人人自危；而在陕西，尽管农民起义一度陷入低潮，但并未被彻底肃清。崇祯帝原本希望通过太监监军以稳定局势的目的未能实现，因此对宦官集团逐渐产生失望情绪，转而重新委政于朝臣。由此至崇祯九年（1636年）六月期间，他未再派遣太监出镇地方。

然而到了崇祯九年七月，清军再度南侵，局势骤然紧张。崇祯帝随即改变态度，再次启用宦官系统。他任命太监李国辅驻守紫荆关，许进忠把守倒马关，张元亨负责龙门关防务，崔良用守备固关，并安排太监卢维宁总督通州、天津、临清、德州的军务，兼管漕运事务；另遣邓希诏监视中协与西协军事，杜勋则负责监视东协。至此，宦官监军制度再次全面恢复。

待到崇祯十三年（1640年），他又一次大规模召回在外宦官：三月下令撤回高起潜、陈贵、马云程、卢维宁、许进忠等各地总监或分守太监；次年十二月，更明令规定宦官不得干预外部政务。

至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连京营提督内臣也被全部罢免。但同年七月，宦官再度被派出任要职，太监王承恩被任命为勇卫营提督。自此之后直至明朝灭亡，宦官始终活跃在各类重要岗位上，或担任军事总监，或充当监宫，或督办漕运，或巡视茶马事务，持续参与国家治理。

崇祯皇帝在是否任用宦官的问题上始终抱有矛盾心理，常常在罢免与起用之间反复权衡，最终仍选择将宦官视为心腹近臣。这种摇摆不定的态度，恰恰反映出他性格中多疑且易反复的特点。尽管他对朝中大臣已丧失信任，但过度依赖宦官却未能扭转国家局势，反而使朝政日益衰败。他在这种纠结、忙碌而焦虑的状态中，艰难地维持统治。

崇祯即位之初，明朝便已陷入内忧外患的困境。几年后形势更为严峻，至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地区的农民起义力量迅速壮大，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

到了崇祯八年（1635年），起义军攻陷凤阳，焚烧皇陵与龙兴寺，甚至掘毁祖坟，这对崇祯而言是极其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辽东方向的后金势力也不断扩张。自袁崇焕被诛杀之后，明廷始终难以找到能够有效抵御后金入侵的得力将领。

次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正式将后金国号改为“清”，其军力强盛，随时可能南侵深入中原。面对农民起义和清军压境这两大危机，崇祯日夜忧思，寝食难安，却始终无法找到有效的应对之策。

在国家局势日益恶化、处境愈发艰难的情况下，崇祯帝内心焦虑，迫切希望振兴朝纲、治理好国家。然而，面对朝臣难以达到他的期望，他常常迁怒于臣下，采取严刑峻法对待下属，动辄处死，滥施刑罚。

早在崇祯三年（1630年），刘宗周就曾上奏直言，批评崇祯的执政方式。他指出，无论是阉党余孽还是边疆失职者，只要稍有过错，轻则贬官罢黜，重则杖毙廷前，朝廷之中竟有半数以上的官员遭受过惩处。

崇祯在位十七年间，处决的大臣人数惊人。尤其在战乱频仍、缺乏良将的背景下，他竟杀掉了七位总督，包括因误信谗言而冤杀的袁崇焕：

-崇祯八年（1635年），漕运总督杨一鹏因凤阳失守、救援不力被诛；

崇祯十二年（1639年），三边总督郑崇俭受杨嗣昌推诿战败责任牵连而被处死；

崇祯十三年（1640年），总督熊文灿因招抚张献忠失败而遭斩首；

此外还有刘策、范志完、赵光抃等人也未能幸免。

同时，他还处死了十一位巡抚，包括：

蓟镇王应豸、山西耿如杞、登莱孙元化、宣府李养冲、大同张翼明、保定张其平、顺天陈祖苞、山东颜继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马成名、顺天潘永图。

另有河南巡抚李仙风在被捕途中自缢身亡；内阁大学士薛国观与周延儒以及兵部尚书陈新甲等也都难逃厄运。

这些被杀的大臣中，多数蒙受冤屈，真正罪有应得者寥寥无几。他们或因战局不利、或因政见不合，甚至仅因崇祯帝一时的情绪波动而遭到严厉处置。皇帝性格狭隘苛刻，遇事不能冷静判断，致使刑罚失当，最终导致朝堂人心惶惶，政治生态严重恶化，国家治理更趋混乱。

崇祯帝在位期间频繁更换朝中重臣，尤其突出的是，17年间刑部尚书竟换了十七人，兵部尚书也更迭了十四次。大臣若稍有意见不合或触怒龙颜，轻则贬官流放，重则下狱问斩，使得官员难以长期任职。整个明朝内阁大学士总数仅约160人，而崇祯一朝就占了50人，首辅更是前后更换十余人。

频繁罢黜群臣的同时，阉党余孽温体仁却在内阁任职长达八年。他暗中勾结宦官，面对日益恶化的国事，不仅毫无建言，反而一味迎合皇帝心意，曲意逢迎，助长了朝政的腐败与混乱。当有人上疏弹劾温体仁时，崇祯不仅不予追查，反而对举报者加以严惩，袒护之情昭然若揭。

在温体仁掌权期间，诸如倪元璐、黄景抃、刘宗周等正直官员因得罪温体仁，或被贬谪，或遭削籍革职。此举引发了朝中诸多官员的不满与愤慨。当时王应熊、吴崇达与温体仁同为内阁成员，三人沆瀣一气，互相包庇，进一步加剧了朝廷政治环境的恶化。

温体仁籍贯乌程，实为归安人；王应熊来自巴县；而吴宗达则唯二人马首是瞻，时人讥讽其为"篾片"。

恰逢礼部尚书黄士俊乃丁未科状元出身，左右侍郎孔贞运、陈子壮分别为己未科的榜眼和探花。京师遂流传讽语：

"天榜重开礼部堂，三鼎甲头衔光，惶恐不安；内阁俨然青楼院，乌归王巴带篾片，尽是瘟癀。"

崇祯帝虽勤于政事，日理万机，却难挽狂澜。其用人之道颇受诟病：正直之臣或遭诛杀贬谪，奸佞小人反得宠信倚重。宦官群体中亦多非善类，致使朝纲日坏。究其根源，实因其刚愎自用、多疑善变的性格使然。

朝廷先后委任杨鹤、曹文诏、陈奇瑜、洪承畴等能臣专责剿匪，奈何农民军势愈演愈烈；起用袁崇焕、孙承宗经略辽东，京城仍屡遭清军兵临城下。

为筹军饷，朝廷多方筹措：加派赋税已至极限，采纳内臣建议号召官员捐俸，甚至变卖库存多年的人参，连皇亲国戚处借贷也未放过。惜乎种种举措终成镜花水月，国家财政状况每况愈下。

袁崇焕（1584—1630年），字自如，又字元素，祖籍广东东莞。他自幼酷爱兵法，熟读兵书，立志从军报国。考中进士后，他被派往福建邵武任知县。尽管身在南方为官，他始终关注北方的边防战事，常与曾在辽东服役的老兵和将领交流，探讨当地的地理形势与防御策略，渴望有朝一日能够亲自奔赴前线御敌。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袁崇焕赴京述职期间，因其才识过人，被御史侯恂推荐为兵部职方主事，负责驻守山海关。此后不久，他又先后升任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逐渐成长为明末边疆的重要将领。

在兵部尚书孙承宗的支持下，袁崇焕积极经营辽东，主持修建宁远城，并恢复锦州、右屯等战略要地，使明朝防线向前推进了约两百里，基本收复了天启初年丢失的领土。他在治理辽地期间推行“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的政策，鼓励百姓返乡安居、恢复生产。同时整顿军队，严明纪律，极大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因功绩卓著，天启三年（1623年），袁崇焕被提拔为兵备副使，不久后又升任右参政。

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孙承宗因受到魏忠贤的排挤而辞官归乡，其继任者高第则采取了保守的收缩策略，下令将明军在山海关以外的所有兵力、物资全部撤回关内，并要求袁崇焕放弃宁远与前屯城。然而，袁崇焕坚决反对这一决策，并拒绝执行撤退命令。

后金方面得知此事后，认为宁远孤悬关外，防守薄弱，正是进攻的好机会，于是分别于天启六年（1626年）和天启七年（1627年）两次发兵攻打宁远。不过，袁崇焕率部顽强抵抗，成功击退了后金的两次大规模进攻。

此战之后，袁崇焕一跃成为晚明时期的重要支柱人物，而原本气势汹汹的后金军队则遭遇重创，锐气大减。从此，以宁远为核心的锦州至宁远防线稳如磐石地矗立在山海关之外，令后金难以突破。为打破这种对峙局面，皇太极决定改变战略，绕过坚固的锦宁防线，从山海关以西方向入关，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变，以寻求突破口。

明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后金皇帝皇太极亲自统率大军对明朝发动进攻，拉开了此后多次入关作战的序幕。由于这一年为己巳年，因此此次战役在后金方面被称为“己巳之役”，而在明朝则被称作“己巳虏变”。

十月二日，皇太极从沈阳起兵，在喀喇沁部台吉布尔噶都的带领下，经已归附明朝的内蒙古科尔沁与喀喇沁地区向西推进，目标直指明朝边境。

十月二十日，当军队行至青城时，大贝勒代善与三贝勒莽古尔泰曾面见皇太极，建议班师回朝。然而，在岳托、阿济格等年轻贵族的支持下，皇太极成功说服二人，决定继续南下作战。

十月底，皇太极分兵三路，自蓟镇突破明军防线，接连攻陷汉儿庄、马兰营等边防要地，迅速逼近遵化城。十一月三日，遵化失守，守城巡抚王元雅自缢殉职。随后，后金军队势如破竹，连克蓟州、三河、顺义、通州等地，最终兵临北京城郊。

此时，袁崇焕已被任命为蓟辽督师。当他得知后金军队南下的消息后，立即亲自率领大军入关勤王。十一月十六日，他与祖大寿率领先锋精骑抵达北京城外；

十七日，后金军队也已进至距京城二十里外的牧马场，战事一触即发。

此后二十多天里，后金多次发动进攻，但皆被袁崇焕指挥明军击退。皇太极见难以突破防线，只得下令军队退回营地。在这危急关头，袁崇焕千里驰援、誓死保卫京师，其忠心昭然可见。

然而，北京作为京师重地，骤遭围困，城中人心惶惶，各种谣言随之四起。由于袁崇焕早年曾与皇太极有过议和举动，加之此次入关后并未主动与后金交战，而是紧随敌军直奔京城，有人便借此散布流言，称其暗中勾结后金，意图谋反。

崇祯帝听闻这些传言后心生疑虑，于是当袁崇焕以部队疲惫为由请求让将士们进城休整时，崇祯帝当即予以拒绝。君臣之间的信任危机初现端倪，局势愈发微妙。

在这种局势下，皇太极巧妙地施展了反间计，而这一计谋的成功实施，最终促使崇祯帝误杀忠良，将袁崇焕处死。

当后金军队初抵北京城郊时，俘虏了两名明朝太监——杨春和王德成。皇太极深知崇祯帝对宦官极为信任，便决定利用这两人来布设离间之计。

在袁崇焕的军队撤回驻地后，皇太极召来副将高鸿中与参将鲍承先，亲自布置任务，二人随即领命而去。

回到营地后，他们故意在杨春和王德成休息的地方低声交谈，装作不经意地透露：“这次退兵是大汗的妙计。就在撤兵前，我看见大汗独自骑马向前，敌营中两人前来密会，双方密谈许久才离开。看来袁巡抚与大汗早有约定，大事即将成功。”此时太监杨春并未入睡，将这番话听得一清二楚，并自认为掌握了惊天秘密。

天聪三年（1629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高、鲍两人再次故意放任杨春离开。杨春回到北京后，将所谓“窃听”到的消息密报给崇祯皇帝。于是，崇祯帝在同年十二月一日以商议军饷为由，召见袁崇焕与祖大寿等人入宫，并当场指责袁崇焕擅自杀害毛文龙以及带兵入京却迟迟不战两大罪名，随即下令将其拘捕下狱。不久之后，袁崇焕被判处磔刑，在西市含冤而死。

袁崇焕被捕之后，祖大寿惊恐万分，率领辽军仓皇逃出山海关。此时，皇太极并未立即进攻北京，而是亲自统率大军向西进发，攻占了良乡（今属北京市房山区）。当他得知反间计已经奏效后，便迅速折返，再度围困北京城，并于十七日在永定门外与明军展开激烈交战。此役中，明军主将满桂阵亡，总兵黑云龙与麻云也被清军俘虏。

随后，皇太极挥师东进，接连攻陷永平、滦州、迁安等地，并分兵驻守各要地。到了天聪四年（1630年）三月，皇太极率军从关内撤出，北返回都。

五月，明朝军队才陆续收复遵化、永平等地。

皇太极此次率军入关围困京城，行动自如，如同进入无人之境。虽然他原本计划在北京东部建立据点以打开局面的设想未能成功，但他所设的反间计却导致袁崇焕蒙冤而死，这对于后金来说，无疑是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胜利。

崇祯帝轻率怀疑忠臣，亲手摧毁了自己的军事屏障。袁崇焕一心为国尽忠，最终却含冤离世。明朝后来走向灭亡，此事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六日，明朝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逼近昌平，直指京城。

崇祯皇帝匆忙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应对之策，然而朝堂之上死气沉沉，无人敢言，唯有君臣相对而泣。不久，昌平失守的消息传来，众人惊恐万分，面面相觑，束手无策。

次日，即三月十七日，北京城被起义军团团包围。此时负责守城的明军士气低迷、战斗力尽失，面对敌军的进攻几乎无力抵抗。

崇祯帝只得在宫中仰天长叹，绕殿徘徊，捶胸顿足，整夜哀叹：“是内外群臣误了我！误了我啊！”

三月十八日接近中午时分，京城上空突变，狂风大作，乌云密布，天地间一片昏暗，连阳光都黯然失色。顷刻间雷电交加，暴雨夹着冰雹倾泻而下，砸向城墙上的守军。这突如其来的恶劣天气更加打击了本就士气低落的明军，士兵们缩头蜷伏，慌乱不堪；而起义军则趁势发动猛攻，战鼓声震天动地。

在这样的混乱中，彰仪门首先被攻破，外城沦陷。紧接着，起义军迅速转攻内城，北京城防全面崩溃，明朝最后的防线彻底瓦解。

天刚入夜，一名神情慌张的太监匆匆赶至崇祯帝面前禀报：“内城已被攻破！”

崇祯听后震惊不已，急忙问道：“守城官兵如今何在？提督李国祯又去了哪里？为何这么快就失守？”

太监低声回答：“守军早已四散而逃。”随即劝说道：“陛下，眼下形势危急，请您尽快另寻出路！”

崇祯还想追问更多细节，但那太监已转身逃离，任凭皇帝连声呼唤，也未回头一眼。

无奈之下，崇祯只能带着亲信太监王承恩登上紫禁城制高点——煤山。他举目望去，京城内外火光冲天，喊杀声与炮声此起彼伏，惨烈如血。面对这番景象，崇祯仰天长叹，泪流满面，久久伫立后才黯然下山，返回乾清宫。

回到乾清宫后，崇祯帝内心悲凉，知道大势已去，开始着手安排身后之事。他提笔亲书谕旨一封，命内阁转交成国公朱纯臣，令其辅佐太子朱慈烺，并总督内外军务。随即命太监将谕旨送往内阁，然而此时内阁早已人去楼空，无人接收。

放下笔的崇祯百感交集，忍不住掩面痛哭，心中的苦闷几乎到了极点。他突然站起身来，愤怒地命令左右为自己备酒。身旁的太监战战兢兢地将酒奉上。

此刻的崇祯身心俱疲，情绪由绝望转化为癫狂。他命周皇后与袁贵妃前来，频频唤人添酒，接连饮下数十杯，随后泪流满面，长叹道：“朕上无以告慰列祖列宗，下愧对黎民百姓！”周皇后和袁贵妃等人也悲从中来，泪如雨下。

酒过愁肠之后，崇祯又召见了太子朱慈烺、永王朱慈炤、定王朱慈炯三位皇子，准备将他们分别托付给外祖父家，只希望能在乱世中为皇室留下一脉血脉。

当时定王年仅十三岁，永王十二岁，两个孩子尚不知晓局势已危如累卵，身上还穿着平日华丽的衣裳。崇祯见状，不禁心急，说道：“孩子们啊！现在是什么处境，怎么还穿着这等华服？如此张扬只会招来杀身之祸！”随即命人赶紧找来粗布旧衣，并亲自为他们换上。

一边为他们整理衣带，崇祯一边神情黯然地叮嘱道：“大明江山将倾，天地祖宗都为之震怒，这一切都是朕的过失，可朕已经无能为力了。你们今天还是天潢贵胄，明天便要沦为庶民。在这乱世之中，务必要隐姓埋名、谨言慎行。遇见年长者要称一声‘老翁’，见到年纪稍长之人要叫‘伯伯’或‘叔叔’。若侥幸保全性命，日后切记要为父母报仇雪恨！千万不可忘记今日父皇的教诲！”话音未落，他将两个儿子紧紧搂入怀中。

太子与永王流着泪答应。周皇后也上前抱住亲生的太子与定王，并将田贵妃所出的永王一并拉过来，四人抱头痛哭。在再三叮嘱之后，周皇后才含泪目送两位皇子由太监带离。目睹这一幕，左右侍从无不悲从中来，掩面哭泣。

在完成托孤之事之后，崇祯帝转身对周皇后说道：“大势已去，你身为皇后，也应为国殉身。”

周皇后听罢泪如雨下，哽咽道：“我侍奉陛下十八年，临到最后，连一句劝您南迁的话都无法听从，以致落到今日这步境地。可这终究是天命难违啊！如今能为大明社稷而死，虽死无憾！”说罢，她立即返回坤宁宫，毅然自尽。

随后，崇祯赐予袁贵妃与西宫众嫔妃白绫，并沉声说道：“敌军即将破宫而入，你们身为皇室嫔妃，绝不可落入贼人之手。你们应当谨守节义，以保全祖宗礼法。”

他挥手示意：自行了断吧！

接着，崇祯又想起了自己的女儿们。他心想，李自成的军队一旦入宫，公主决不能受辱。于是狠下心来，提剑直奔宁寿宫，前往长平公主住所。

公主见崇祯满面杀气闯入，心中顿感不妙，急忙上前拉住他的衣襟痛哭。崇祯掩面拔剑，悲叹道：“你为何要生在我这个帝王之家！”话音未落，一剑挥去，公主举臂阻挡，右臂当场被砍断，昏死过去。

之后，崇祯又亲手杀死幼女昭仁公主及其他几位嫔妃，完成了他最后的血腥决断。

在紫禁城的最后一个夜晚，崇祯帝如同困兽般在宫墙内游走。当他结束长平公主的生命后，又踉跄着走向坤宁宫。周皇后已然化作一具冰凉的躯体悬于梁上，皇帝颤抖的手指触到皇后的衣角，喉间发出野兽般的呜咽："好...好..."

血色染红了西六宫的朱漆门槛。袁贵妃自缢的白绫突然崩断，还未等她睁开双眼，三道剑光已划破黎明前的黑暗。太监们低垂的帽檐下，无数双眼睛目睹着这场人间惨剧——郭宁妃庄妃的鲜血浸透凤袍，李淑妃吴康妃的涟漪在御花园的池水中渐渐消散。

"放肆！"御书房的雕龙宝座前，五位试图逃亡的妃嫔被铁甲卫士押解而来。寒光闪过，帝王亲手将她们送入黄泉。当得知天启张皇后仍存人世时，崇祯猛地扯下束腰的明黄色绸带，裹着血腥气抛向跪伏的太监。

晨钟未响，中宫大殿已成修罗场。太监尖细的报丧声里，帝王独坐尸山血海之中，手中三尺青锋仍在滴血。他望着满地蜿蜒的暗红色花纹，忽然痴笑起来——龙椅上的金漆不知何时也剥落成了猩红色，仿佛整座紫禁城都在与他共饮这杯家国恨。

此时，一声炮响轰然炸裂夜空，惊醒了崇祯皇帝。他猛然惊觉，已是深夜时分。不愿坐以待毙的崇祯，仍心存逃离京城的幻想。于是，他急忙传唤太监王承恩，命其为自己准备逃亡的衣物与行装，随即换上便服，准备悄悄出宫。

他混在一群太监之中，从东华门悄然离开紫禁城，一路来到朝阳门。他假称自己是奉命而出的王太监，希望能顺利出城。然而，守门官兵却要求他等到天亮后再查验身份方可放行。

见夺门不成，崇祯又派人前往负责守城的戚国公朱纯臣府邸求助，希望得到援助。但朱纯臣家中人称主人外出赴宴尚未归来，无法施以援手。

走投无路之下，崇祯只能绕道小巷，仓皇逃出紫禁城，转而奔向正阳门，不料抬头只见三盏白灯高挂——那是义军攻入城中的标志。他知道正阳门已然失守，只得黯然折返，再寻出路。他又赶往安定门，却发现那里的城门紧闭，无论如何都无法开启。

此时，天色已明，崇祯终于意识到，突围已无可能。万般无奈下，他只得返回宫中。

临回宫前，他亲自走到皇极殿前，擂响景阳大钟，试图召集百官再议逃亡之策。可此时朝臣早已四散逃命，任凭钟声久久回荡，竟无人前来应召。崇祯怒火中烧，指着空无一人的宫殿破口大骂：“这些百官，都该杀！”

在穷途末路之际，崇祯帝萌生了自尽的念头。他步履蹒跚地与太监王承恩一同登上煤山。

经历一夜仓皇逃亡，此时的崇祯皇帝已是狼狈至极：身上仅着一袭素色内衣，长发散乱，赤着右脚，唯有左足还勉强穿着一只红鞋。

当他们抵达山顶寿皇亭时，晨曦微露，原本彻夜不息的京城喊杀声已然渐渐平息。崇祯遥望紫禁城方向，心中明白大势已去。心灰意冷间，他扶着亭中立柱，百感交集——往日自己对臣子一向宽厚，此刻却无一人相随左右，孤苦凄凉莫过于此。

想到祖先当年堆砌万寿山本为镇守江山千秋万代，而今竟成了自己的绝命之所；两百余年的大明基业竟毁于自己之手，实在愧对列祖列宗。

悲愤难抑的崇祯缓缓停下脚步，颤抖着解下腰间衣带，在寿皇宫旁的一棵枯树上系好，最终自缢身亡。临终前，他叮嘱王承恩，待其死后务必将他的面容遮掩，以示无颜再见祖先于九泉之下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