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的“阳谋”：一场考试如何瓦解门阀

公元690年，洛阳紫微城内，67岁的武则天在洛城殿亲自出题考试天下学子——殿试成为历史上第一次科举的终极关卡。这位中国唯一的女皇，正在用笔杆子对抗关陇贵族的刀把子。

当时唐朝的官场，被“五姓七望”（崔、卢、李、郑、王等豪门）垄断。他们自诩“血统纯净”，连皇族李渊都被嘲笑是“鲜卑杂种”。武则天要破局，她发明了殿试——皇帝亲自主考，让寒门士子跳过吏部选拔，直通权力中枢。

要知道，隋唐以前，虽然陈胜吴广喊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言犹在耳，但王侯将相的种确实比普通人尊贵。但在科举制确立后，一切都在发生悄悄改变。

效果立竿见影：唐朝289名宰相中，出身寒门的比例从初唐的3%飙升至武周时期的15%。最典型的例子是狄仁杰，这个山西小城司法参军之子，靠着科举一路做到宰相，最终成为女皇最信任的“国老”。

科举制度的创立并非一蹴而就。早在隋炀帝时期，便已设立进士科，但真正使其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还需归功于武则天的大力推动。她不仅创立殿试，还开创了“武举”，为出身寒微的军事人才提供上升通道。此外，她还设立了“制举”，针对特殊才能的人才进行选拔，进一步拓宽了人才选拔的范围。可以说，武则天时期的科举制度，为后来的唐宋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考场追星实录：王维的“大唐好声音”

公元721年，21岁的王维走进长安考场。他不仅带着诗稿，还背着一把琵琶——唐代进士科要考诗赋、策论，外加音乐才艺。这有点类似于现代考才艺也要考察文化水平。当其他考生埋头写《北斗城赋》时，王维被玉真公主请到府邸，一曲《郁轮袍》弹得公主泪湿罗帕。第二天，他成了状元。

这种“考场追星”源于唐代的行卷制度——考生考前需向权贵投递诗文（类似现代作品集），若得赏识，考官自会关照。白居易更是此中高手，他16岁带着《赋得古原草送别》拜见文坛泰斗顾况，被调侃“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但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顾况立刻改口：“有句如此，居亦易矣！”这是不是有点现代艺人一首歌吃一辈子的况味？

唐代的科举考试不仅是对文学才能的考验，更是对考生社交能力的挑战。行卷制度的存在，使得考生们必须在考试前积极活动，通过拜访权贵、文坛名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这种现象在当时被称为“温卷”，意即通过提前展示自己的才华，赢得考官的青睐。而这种情况是不是有点像当今美国的常青藤名校？

除了王维和白居易，许多唐代著名诗人如李白、杜甫也曾在科举中留下足迹。李白虽然一生未中进士，但他的诗名却通过行卷的方式传遍天下，最终被唐玄宗召入翰林院。而杜甫则在科举中屡屡受挫，但他通过行卷结识了许多文坛巨匠，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

数据冲击：比哈佛难100倍的录取率

唐朝年均进士录取：约30人（全国考生超5万）

录取率：0.06%（哈佛大学2023年录取率3.4%）

备考成本：进京赶考需耗时3个月，花费相当于普通家庭10年收入

唐代科举的难度不仅体现在极低的录取率上，还体现在备考的漫长过程和高昂成本上。考生们往往需要花费数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来准备考试，期间的费用包括路途、住宿、书籍以及各种应酬费用。许多考生在备考过程中，甚至需要依靠家族的支持或借贷来维持生活。许多传统戏剧都有落难秀才为备考雪上加霜的遭遇。

这种高成本的备考方式，使得科举考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一种“精英游戏”，但即便如此，它仍然是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例如，唐代诗人孟郊在46岁时才中进士，他在《登科后》中写道：

昔日龌龊不足夸，

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日看尽长安花。

这首诗不仅表达了他中举后的喜悦，也反映了科举考试对个人命运的巨大影响。

宋代防作弊三件套：欧阳修的“社死现场”

公元1023年，东京汴梁的礼部贡院里，一场静默革命正在发生。所有考卷被糊住姓名，由书吏统一誊抄——这就是糊名誊录制的诞生。在《庆余年2》中就还原了糊名誊的场景，范闲（张若昀饰）担任春闱主考官，为确保考试公平，他全程监督“糊名誊录”流程，防止考官通过笔迹或暗号徇私舞弊。

但这种制度好是好，也有一些说不上弊端的弊端，唯一的受害者当属苏轼。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在省试中看到一份惊艳答卷，断定出自弟子曾巩，为避嫌故意压低分数（欧阳修人格高洁如此）。拆封后才发现作者是苏轼，欧阳修捶胸顿足：“老夫当退让此人出一头地！”

宋代科举制度的完善，不仅体现在防作弊措施上，还体现在考试内容的标准化上。除了糊名誊录制，宋代还发明了“锁院制”，考官在考试前一个月被关进贡院，与外界完全隔绝，以防止泄题。此外，宋代还设立了“弥封官”，专门负责考卷的密封和编号，确保考试的公平性。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得宋代科举考试的公正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宋代科举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考试内容的多样化。除了传统的诗赋、策论，宋代还增加了“经义”考试，要求考生对儒家经典进行深入解读。这种考试形式不仅考察考生的文学才能，还考察他们的思想深度和对经典的掌握程度。王安石在推行变法时，曾对科举考试内容进行改革，增加了对时政问题的考察，试图选拔出更具实际能力的人才。

八股文的魔幻现实：朱元璋的“思想紧身衣”

明朝洪武三年（1370年），开国皇帝朱元璋颁布《科举成式》，规定考试必须用八股文——这种文体要求以《四书五经》命题，按“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段写作，连字数都限制在550字内。

一份万历年间状元卷（现存山东青州博物馆）显示，考生赵秉忠在《问帝王之政与帝王之心》中写道：“臣闻帝王之临驭宇内也，必有经理之实政，而后可以约束人群……” 全文无一字原创，却因格式精准被朱批“第一甲第一名”。

如果让今天的AI来写“八股文”，估计一定能拔得头筹，状元及弟！

八股文的出现，标志着科举考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种考试形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考试内容，但也极大地限制了考生的创造力和思想自由。明代思想家顾炎武曾痛斥八股文“等于焚书”，认为它对人才的摧残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还要严重。

然而，八股文的出现也有其历史背景。朱元璋希望通过这种标准化的考试形式，选拔出一批忠诚于朝廷、思想统一的官员。八股文的考试内容主要围绕儒家经典展开，考生们需要在固定的框架内进行写作，这使得考试更加注重对经典的理解和背诵，而非创新思维。

尽管如此，八股文考试也并非完全没有价值。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考试的公平性和标准化程度，使得考试结果更加客观。同时，八股文的考试形式也催生了最早的“申论模板”。明朝书商总结出《状元策语》，将历年高分答案分类编号，考生只需背诵编号即可组合成文，堪称古代的Ctrl+C/V。不知道现在的智能模型是否受此创意启发？这种现象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科举考试的高度关注和对成功的渴望。

科举闯关地图：从童试到殿试的“地狱模式”

童试（考秀才）：

第一关县试：考生需5人互保无犯罪记录，廪生作保非冒籍。考题举例：光绪年间广东县试《论语》题：“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考生平均年龄：12岁（参考《清代科举考生档案研究》）。

乡试（考举人）：

时间：三年一次，八月九日至十五日（故称“秋闱”）。考场实况：考生带36个馒头进号舍，三天两夜不得出入（大小便在墙边木桶解决）。自杀率统计：嘉庆六年湖南乡试，3名考生因答题纸被墨污自缢。

会试（考进士）：

时间：一般在乡试次年春天举行（故称“春闱”）。地点：京城贡院。考试流程：考三场，每场三天。终极命题：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试题《变法则通，通则久论》——康有为正是在这场考试期间发动公车上书。

殿试（考状元等）：

时间：会试后当年举行。地点：皇宫保和殿。考试内容：皇帝亲自主持，考策问，主要是关于治国安邦等方面的时务策。结果：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殿试现场：保和殿内338名考生跪地答卷，皇帝亲自监考

清代科举考试的程序化和严格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童试到殿试，考生们需要经历层层选拔，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和压力。

童试是科举考试的起点，考生们需要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才能获得秀才的资格。秀才虽然没有官职，但已经享有一定的特权，如免徭役、见官不跪等。然而，这只是科举之路的开始，接下来的乡试和会试才是真正决定命运的关键。

乡试和会试的考试内容更加复杂，考试时间也更长。考生们需要在狭小的号舍中连续答题三天两夜，期间不能离开，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许多考生在考试过程中不仅要面对巨大的精神压力，还要忍受身体的折磨。

清代科举考试的严格程度，从其防作弊措施中也可见一斑。考生入场时需要脱光验身，甚至连鞋底都要用刀刮验，以防止夹带作弊。这种严格的考试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考试的公平性，但也给考生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防作弊的终极形态：从“糊名”到“审音”

在清代科举博物馆，一件作弊马褂震惊观众：丝绸内衬上用蝇头小楷抄满《四书》，字迹需放大镜才能辨认。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审音制度：针对“闽粤多鸟语”，专设审音官识别考生方言。乾隆年间，福建举子黄莘田因口音被怀疑冒籍，尽管答卷优秀仍被除名。

搜检酷刑：考生脱光验身，馒头切开检查，鞋底用刀刮验。顺治年间规定：“士子开襟解袜，一搜再搜，凌辱斯文，莫此为甚。”（《清世祖实录》）

清代科举考试的防作弊措施堪称“无所不用其极”。除了审音制度和搜检酷刑外，清代还设立了“连坐制度”，即考生五人一组，互相担保，若其中一人作弊，其他四人也会受到牵连。这种制度使得考生们在考试过程中不仅要警惕自己的行为，还要时刻关注周围人的举动。

此外，清代还对考生的籍贯进行了严格审查。许多考生为了获得更好的考试机会，会选择冒籍到其他地区参加考试。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清代设立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考生在报名时需要提供详细的户籍证明，并经过多次审查。这种严格的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作弊行为，但也给考生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一个举人的经济账

清代科举考试的经济成本是巨大的。据《清代科举与社会流动》统计：

考中秀才：可免徭役、见官不跪，年收入≈50两白银（农民家庭年均收入20两）；

考中举人：获得做官资格，平均年薪400两，跻身士绅阶层；

沉没成本：从童试到进士平均耗时25年，花费3000两（≈60万人民币）；

考生们在备考过程中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包括购买书籍、聘请家教、参加补习班等。此外，考生还需要承担考试期间的路费、住宿费和生活费。许多考生在备考过程中，往往需要依靠家族的支持或借贷来维持生活。即使考中秀才或举人，也并不意味着经济压力的结束。许多举人在等待分配官职的过程中，还需要继续支付各种费用，如打点费、人情费等。

这种高成本的考试制度，使得科举考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一种“精英游戏”，但即便如此，它仍然是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例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从20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直到54岁才中举。他在备考过程中，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和磨难，但最终通过科举考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