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藏雍正七年（1729年）朱批奏折副本中，清晰可见雍正帝"曾静可恕"的血书批示。然而乾隆元年（1736年）正月初九，新帝登基仅八日便推翻先皇诏令，将本已赦免的曾静凌迟处死。

这场震动朝野的违逆父命案，折射出康雍乾三代帝王迥异的治国理念。

雍正六年（1728年）川陕总督岳钟琪诱捕张熙的密室内，西安考古研究所2010年出土的铜烙铁与铁蒺藜，证实了《岳钟琪年谱》中"夜审七次"的记载。这位岳飞二十一世孙为证清白，将湖南书生张熙及其师曾静的反清言论悉数上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审讯档案显示，曾静供述其反清思想源自已故学者吕留良著作，而非雍正失德。

浙江石门县吕留良故居遗址出土的《钱墓松歌》残卷，佐证了其"华夷之辨"思想。雍正八年（1730年）的判决中，吕留良被剖棺戮尸，亲族门生217人遭株连。但雍正却独赦主犯曾静，命其参与编纂《大义觉迷录》。北京孔庙现存雍正十一年（1733年）诏书石碑记载，曾静团队两年间巡讲386州县，受众逾百万。

雍正的宽容实为政治作秀。北京大学藏《大义觉迷录》原稿显示，书中84处朱笔修改痕迹，刻意强化"满汉一体"论述。

这种将帝王家事公示天下的做法，却被乾隆视为皇室污点。乾隆元年版《清高宗实录》记载，新帝登基次日即召见军机大臣："逆书惑众，留之适彰其丑。"

乾隆三年（1738年）全国禁书运动中，江苏巡抚高晋奏报焚毁《大义觉迷录》43781部。曾静虽已伏诛，其巡讲路线上的13处宣讲碑仍被秘密凿毁。湖南永州零陵区2015年出土的摩崖石刻，残留"曾静妖言"的铲除痕迹，印证了乾隆重塑历史记忆的铁腕手段。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通过GIS系统复原发现，曾静案波及范围与乾隆初期文字狱高发区高度重合。这场始于思想争议的司法案件，最终演变为新君树立权威的政治清洗。雍正苦心经营的文化融合工程，在其子手中化作树立皇权的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