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灵王十年（前562年）九月，正当楚、秦两国联军刚从郑国撤军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为了彻底击垮楚国的北上争霸信心，晋悼公马不停蹄地又发动了第三次伐郑之役，再次召集诸侯联军齐聚于虎牢、前出用兵，占领了新郑东门外的郊野，然后在此举行大阅兵，以威慑郑国朝野。这就是‘三驾之役’的开端。

见以晋军为首的联军再次前来征伐，执政的子孔、子展等郑国卿士非常明白——这次是‘彻底归附晋国计划’关键所在了，假如这一次的和议时机把握不好、激怒了晋国、因此发兵攻打新郑的话，先君襄公的前车之鉴（即肉袒牵羊），可就要落在自己的头上了（郑简公年幼，出面向晋国投降的，必然是执政子孔等人）。

于是，子孔派和晋国有那么一丢丢交情的郑国大夫伯骈为和议使者，去虎牢的晋军大营中向晋悼公再次求和。而伯骈受命之后就火速赶到了虎牢，拜见晋悼公后再次请求与晋国重新结盟。

这一次对郑国的用兵，晋悼公本来就是想彻底地收服墙头草郑国，一劳永逸地获取中原地区的控制权，而不是再搞什么下一次欲擒故纵的“四驾之役”了；于是，他也不和老熟人伯骈寒暄，直接了当地告诉他：

“寡人一直以来都是想诚心诚意地维护郑国，可郑人却反复无常、叛服不定；这一次寡人实在无法再说服其他诸侯与郑国结盟了。你这就回去，告知郑伯（即郑简公，不过晋悼公的意思是指子孔等郑国执政卿士），大军就在眼前，郑国何去何从，一定要考虑好了；你们商量出结果后，再来与寡人谈结盟之事。”

伯骈此次出使就是奉了子孔、子展等执政卿士的指示，要彻底地归顺晋国、达成真正的郑、晋盟约，而不是之前那种‘骑墙观望、唯强是从’的两面倒态度；因此，伯骈也不会赶回新郑去再多此一举的‘商议了’；他急忙郑重其事地向晋悼公奏报说：

“这一次，我们寡君确实是诚心诚意要服侍君上您的，郑国服晋、决无反悔！君上可遣使者入新郑，与我们寡君盟誓，以示郑国归顺的诚意！”

伯骈如此迫切的回话，使得晋悼公知道郑国这次估计是下定决心要归附晋国、不再骑墙观望了；于是，晋悼公在九月二十六这一天，派随军出征的新军将赵武作为晋国和自己的全权代表，跟随伯骈进入新郑城，会见了郑简公，并和郑简公举行了盟誓仪式，宣告晋、郑两国结盟。

为了将‘无奈服晋’之事表现得无懈可击，在派伯骈出使虎牢觐见晋悼公、请求和议之前，子孔就已经先期派郑国六卿之一的少正良霄（伯有）为正使、太宰石㚟（念辍）为副使，前往楚国递交因晋军步步紧逼、郑国实在无法抗衡，所以不得不向晋国屈服的国书，并以郑简公的名义呈递给楚共王；国书中说：

“晋师势大，我们郑国弱小，实在无力相抗；孤（郑简公自称）以郑国宗庙社稷的缘故，以后不能再感怀君上您（指楚共王）的恩德了；如果君上能用宝玉财帛来安抚稳定晋国、或直接用武力来威慑晋国，使郑国得保平安的话，那正是孤的愿望！”

‘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怀君。君若能以玉帛绥晋，不然则武震以摄威之，孤之愿也！’——《左传——襄公十一年》

此时的楚国，因为连年与晋国展开‘夺郑’之争，不断地兴兵往返于楚、郑之间，因此国内早就消耗一空，国力疲敝、军力衰退、国人穷困，再也没有绝对的实力与晋国继续进行争霸天下的对抗了。

面对郑国的背叛，楚共王即使怒火万丈，但在仔细权衡之下，也只得无奈地接受了郑国臣服于晋国的事实，而不再强撑着一张早就被打肿了的老脸，去继续进行毫无胜算可言的伐郑战争。

可即便如此，楚共王无论如何也要释放心中的怒气，以表示楚国对此事的愤恨；为了泄愤，楚共王便指使令尹子囊扣押了郑国的使者良霄、石㚟，以此来发泄内心中的愤恨，和对郑国君臣的报复；直到三年以后，楚国才将良霄、石㚟释放回国。

孔子他老人家在所著的史书中，也对楚国的无礼行为鄙夷不已，《春秋.经》记载——“十一年九月，楚执郑行人良霄、石㚟”；行人，就是春秋时期的各诸侯国的外交官；而以‘行人’来称呼良霄、石㚟，意思是指他们是郑国所派往楚国进行正式外交使命的使臣，不是普通的诸侯国大夫。

按照春秋周礼制度——国与国之间无论有何种纠纷、甚至发生了激烈的军事对抗时，都不能因此而迁怒于执行外交使命的使臣，并对其施以治罪（当年吕相那样地放肆无礼、颠倒黑白，秦国都没有将其治罪、予以扣留，而是驱逐出国了事），这是诸侯之间外交交往的基本礼仪和常识；楚国如此失礼失态、毫无风度，怪不得在此后失去了大部分盟国的人心，霸主之位也不再被承认了。

良霄、石㚟被楚国扣留之事，发生在子孔决心与晋国彻底议和、归附晋国联盟之前；而良霄、石㚟被楚国扣押后，楚共王居然没有发兵北上‘伐郑’，这让子孔得知了楚国国内虽然对郑国附晋之事震怒无比、也以扣押郑国使者的行为来报复郑国，但楚共王在实际上已经放弃了与晋国的继续争霸行动，不大会出兵来干涉郑国的背盟行为了（实在是国力已经被晋国拖垮了）。

因此，子孔这才有了派伯骈赶赴虎牢拜见晋悼公、并恭恭敬敬地请晋悼公派出使者到新郑和郑简公会盟、郑国彻底顺服晋国之事了。

赵武奉晋悼公之命入新郑城和郑简公进行盟誓之后，按照双方的约定，郑国司徒子展在当年的十月初九也出城前往虎牢，代表郑简公和晋悼公进行了盟誓，完成了晋、郑盟约的最后步骤；以此为标注，晋国‘伐郑、疲楚’战役中的最后一次用兵——‘三驾之役’，就圆满地结束了它的使命。

以‘三驾之役’取得完胜为标志，晋国从此将郑国牢牢地控制在手中，并稳稳地坐在了‘诸侯霸主’的位置上。同时，晋国也取得了对楚国在战略意义上的完全胜利，霸业更加巩固，以晋国为首的诸侯联盟也空前地强大。

直到数十年后，晋国六卿纷争、朝堂内讧、晋侯以及各卿士家族无力再约束诸侯盟国之时，郑国才又再次叛晋，这些都是后话。

周灵王十年（前562年）十二月初一，完成了‘三驾疲楚之役’的晋悼公自虎牢大营抵达了萧鱼（今河南原阳），并召集诸盟友国君前来会盟，以庆祝以郑国彻底归附晋国为首的诸侯联盟，同时粉碎了楚国北上夺郑、从而控制中原的野心。

在晋悼公的号召下，晋国的盟国国君宋平公、卫献公、鲁襄公、曹成公、莒犁比公、邾宣公、滕成公、薛献公、杞孝公、小邾穆公，以及齐太子光（齐国国君齐灵公傲气十足，从不亲自出席由晋悼公所召开的诸侯盟会，都是派齐太子光代为出席），都齐聚于萧鱼，参与盟会；而刚刚归附以晋国为首的诸侯联盟的郑国，其国君、八岁的郑简公也在子孔、子展、子蟜等执政卿士的护佑下，前往萧鱼拜见盟主晋悼公。

在‘萧鱼之盟’中，十二国诸侯共同推举晋悼公为诸侯盟主，以“尊奉王室、匡合天下”。

少年英武的晋悼公，以高超的政治手腕和超强的掌控能力，让晋国走出了一度内讧、动乱严重的政治乱局，使得国家君臣上下齐心、朝野发奋图强，仅仅只用了十年，晋国的内政、外交、军事都取得了超凡的成就。而通过晋悼公的不懈努力，由先君晋文公、晋襄公、晋景公、晋厉公所开创、坚守的霸业，在晋悼公的手中得以二次复兴并更加发扬光大。

以‘萧鱼之盟’召开为标志，晋悼公成为继先君文公在‘践土之盟’中被诸侯敬奉为霸主以来，晋国第二位名正言顺、实至名归的‘诸侯霸主’（襄公、景公、厉公虽然功业赫赫，在实际上也是诸侯霸主，但都没有被诸侯盟友们在会盟中正式奉为‘霸主’）。

十二月初三，晋悼公以霸主的身份，在萧鱼向诸侯们发布了君命，并让晋国大夫叔向传达给各盟国的国君：

“赦免（之前作战时）所俘获的郑人，礼送他们归国；中止联军在郑地的巡逻警戒行动，各自收兵返回军营，严禁再掳掠郑地！”

诸侯盟国们都听从晋悼公的君命，鲁国国君鲁襄公还让鲁国大夫臧孙纥（臧武仲）代表诸侯们回复叔向（以臧孙纥回答叔向，是表示卿士对卿士，身份对等），毕恭毕敬地回答说：

“凡是属于我们同盟的国家，如果小国有罪过，就请大国加以致讨（大国代指晋国）；稍加惩罚后，如果犯错的（国家）知道悔改，大国就会赦免其国；敝国国君已经知道（晋国的）命令，谨奉晋侯之命！”

之后，为了表示对盟主的敬服和顺从，以及对晋悼公释放郑国俘虏的感恩之心，和郑国今后将诚心地侍奉盟主，参盟的郑简公（在子孔等人的授意下）在拜见晋悼公时，将郑国的战车、盔甲、钟磬、女乐等器物及人员，当做礼物送给了晋国，以为向晋国输忠。

而这些‘朝聘制度’，原本都是诸侯向周天子出征得胜后‘祝捷’时的所执行的礼仪和规制，其中包括——郑国国内最优秀的乐师三人（师悝、师触、师蠲），广车十五乘、軘车十五乘，及与之配套的马匹、甲胄、军械；普通战车一百乘及配套的军械马匹；乐舞编钟及与之相配的乐镈、乐磬两套；女乐两佾（十六人）。

面对郑简公如此高规格的‘朝聘、致礼’举动，时年二十五岁的晋悼公在诸侯盟友们及晋国卿士们的簇拥下，在数万精锐晋国甲士的护卫下，登上了萧鱼会盟台，坦然接受了‘天子之礼’。

此举标着志晋国自先君文公之后，再一次掌握了对中原诸侯们的绝对支配权，和对中原地区的实际控制（统治）权，晋悼公的霸业已经达到了先君文公的高度，成为晋国第三位、也是第二位名副其实的霸主（第二位有霸主之实、无霸主之名的晋侯，是晋悼公的前任——晋厉公）。

之前说过，郑简公献给晋悼公的这些兵车、乐钟、女乐，其规制和数量原本都是周天子在出征得胜、受捷告庙时，诸侯向天子祝贺时‘献捷’的仪制。但身份只是‘诸侯’的晋悼公，在郑国君臣以如此明显的‘僭越’规模和仪制的厚礼‘进奉’下，却毫无推辞之意，而是坦然地接受了原本不属于自己能享有的‘天子之礼’，并陈兵于萧鱼会场，以显晋国的赫赫国威、军威。

在郑国君臣的主动配合之下，晋悼公以此明显‘僭越’的举动，显示了对中原诸侯们的绝对支配权，及对中原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可以说有天子之实而无天子之名；至于现任的正牌天子、周灵王他老人家，就请您在雒邑王都老老实实地呆着吧，这些来自郑国的车马、乐器、女佾，臣周（晋悼公名周）我就代您接受和享用了。

孜孜追求的霸业终于达成，这让年轻的晋悼公不由得神采豪迈、意气风发；于是，晋悼公在萧鱼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会，招待前来参会的诸侯盟友，同时也对协助自己完成如此绚烂伟业的执政诸臣们一一予以奖赏、加赐封邑。

而晋悼公心目中的辅佐自己完成霸业的第一功臣，既不是首先制定‘疲楚’战略的中军将兼执政大夫荀罃，也不是屡建战功、恪尽职守的中军佐士匄，更不是性格偏执、有勇无谋的下军将栾魇，而是看起来在朝堂上默默无闻、遇事低调谦退的新军佐魏绛。

因此，在庆功宴会上晋悼公当着诸侯盟友及国内卿士们的面公开宣布——将郑国进献给自己的礼乐器物、乐师、女佾分出一半赐给魏绛，作为他勤勤恳恳协助自己成就霸业的酬功；晋悼公还诚恳地向魏绛致谢说：

“大夫您当初第一个劝寡人与戎狄讲和，并献出了‘和戎五策’以定北疆、以正诸夏，对此寡人时刻铭记于心；因为有了大夫您的教导，再经过国策的更治和修正，我们晋国才能在八年当中九合诸侯、匡定天下，重建先君所开创的霸业。在此期间，大夫您协助寡人治理国家时，就好像优美的礼乐伴随舞蹈一样，演奏起舞没有一处是不协调的。寡人希望能和大夫您一起享受这礼乐所带来的快乐！”

对晋悼公给予自己如此之高的推崇和评价，魏绛哪里敢轻易接受，于是急忙向晋悼公施礼、谦逊辞谢说：

“能与戎狄成功讲和，这是国家的福气和国君的威望；能九合诸侯而匡定天下，让诸侯们敬服我晋国，更是国君的威灵所致，也是诸卿大夫们共同努力的成果。臣绛只是卿士大夫中的普通一员，哪有什么特别之处和额外的功劳呢？臣只希望君上能安于礼仪（指‘匡定天下’）之乐，更能预想到乐之终了。

《诗》中曾说：‘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乐只君子，福禄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帅从。’礼乐，是用来巩固德业和品行的，应以用道义来对待，用礼仪来推行，用信用去守护，用仁爱去勉励，然后国家才能因此而安定繁荣、君臣福禄同享、远人慕名来投。《诗》中所说的‘礼乐之乐’，就是这个样子的。《书》中也有教，要‘处于安定时便要想到危险，想到了就要有所防备，有了防备就会没有祸患’，臣谨以此向君上规劝。”

对魏绛的忠心直言和推心置腹的劝谏，晋悼公非常地感激，因此再次拜谢魏绛说：

“大夫您的教导，寡人岂敢忘记！但如果没有您的帮助，寡人也不会安定狄戎，更不能渡过黄河（指击退楚国、降服郑国，重建霸业），今日的功业也将无从说起。赏赐，是国家的典章制度，其仪制是郑重其事地藏在盟府之中，不可轻易废除，现在请您务必要接受属于您的奖励，不要推辞！”

对晋悼公诚心实意的再次致礼和以‘国家制度’名义授予的封赏，魏绛不便继续推辞了（那样就显得太矫情），于是魏绛跪谢晋悼公后，郑重地接受了国君所赐予的礼乐之器一套（钟、镈、磬各一组）和女乐一佾（八人）、乐师一人。

从这个时候起，因为魏绛的辅佐谋划之功，晋国魏氏得国君特许，可以在家族隆重的庆典和祭祀场合，享用金石乐器所演奏的、女佾所伴舞的礼乐了（这原本是诸侯之礼）；《左传》中特别记载，称魏氏得到并享受‘金石礼乐’的资格，是合乎于周礼仪制的。

而魏绛在向晋悼公辞谢时所说的‘处于安定时要想到危险，想到了就要有所防备，有了防备就会没有祸患’这段话，也是后世成语“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来源出处——《左传·襄公十一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

萧鱼之盟的达成，标志着晋国的霸业得以完全恢复，晋悼公本人也登上了他个人功业和地位的巅峰；但年轻的晋悼公内心中还有一个终极目标——那就是晋悼公自己出生并曾经成长、生活、求学过的第二故乡，天子的王畿：雒邑。

下一篇文章继续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