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在这里提前声明一点，笔者写作误读红楼系列的目的，第一是揭示末世红楼梦显隐文本里朝代、地域、人物真实身份及改朝换代里大悲剧的真相；第二是根除各种各样误读带来的历史和文学误会，还某些历史人物和天下最好的媳妇秦可卿一个清白；第三是不让后来的红楼梦研究者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第四是使那些研究认识论和方法论有重大误差的和研究方向稍有偏差的人的理论臻于完美。这里没有那种恶意攻击别人、哗众取宠、借着打击异己错误理论抬高自己的目的。 唐德刚先生（1920—2009）是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尤其在口述历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成就斐然。唐德刚的文笔诙谐、生动，被旅美学人夏志清誉为“唐派散文”，其作品具有很高的可读性。他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对后世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发展。 唐德刚的学术著作丰富多样，涵盖了历史、政论、文艺小说等多个领域，包括：《晚清七十年》五卷本著作，分别论述了太平天国、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义和团与八国联军、袁世凯与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从晚清到民国》系统梳理了中国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演变。《战争与爱情》一部结合口述历史的长篇小说。唐德刚是现代中国口述历史的奠基人之一。唐德刚提出了“历史三峡”说，认为中国近代史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时期，这一理论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参与口述史研究项目，访问了许多当代重要人物，其代表作主要包括： 《顾维钧回忆录》：完成英文稿后由大陆译为中文。 《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长期访问胡适，整理成书，成为研究胡适思想的重要资料。他们老少两代共同完成的《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在书前写道:“后世青年”要想了解胡适，那些煌煌巨著会“愈看愈糊涂”，“他们所需要的实在只是一本简单明暸，童叟无欺，而包罗胡适学识、思想、生活、家庭背景等各方面的小书。” 唐德刚先生对于张爱玲也很有研究，张爱玲成名之时,亦正是潘汉年等在沪上孤岛驰骋之日。盖抗战前上海文艺界,原为左联之天下。潘汉年是有共产党籍的左翼作家也。左联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地位如何,姑置不论,但在左圈内外的作者读者,都是些有使命感的青中年则无疑也。他们对当时社会之不平(social injustice)有其敏感。对帝国主义尤其是日寇之侵我,更有其报国与愤恨之心。形之笔墨,也就是太史公所说的"发愤之所作也"。总之,他们都是一群不能安心于醉生梦死生活的青年人和中年人。他们心中虽未能忘掉自己;但是他们心中也有苦难的社会,衰弱的国家,和不平的人类。 唐德刚的口述史作品不仅记录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还通过注释和补充，使这些资料更具学术价值。不但如此，他还是著名的红学家。唐德刚是海外红学研究颇具影响的学者。唐德刚在史学理论和红学研究方面也有重要贡献。他的著作《史学与红学》收录了他在史学理论、研究方法和红学方面的多篇札记，提出了“文史不分”“史以文传”等观点，强调史学与文学的结合。他充分尊重《红楼梦》作为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深入挖掘《红楼梦》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同时能够充分吸收西方之学说,在《红楼梦》研究方面具有独特的学术眼光。唐德刚的《红楼梦》研究因别开生面的个性而被学界所熟知。他也是红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人物。他对《红楼梦》的研究具有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见解，以下是他的一些主要红学观点： 1. 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的肯定 唐德刚先生充分尊重《红楼梦》作为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认为它是一部“百读不厌”的经典之作。他指出，《红楼梦》能够使读者在不同的年龄、知识水平、社会阶层，甚至不同的地区，读起来都会产生不同的领悟和梦境。这种观点体现了他对《红楼梦》文学价值的高度认可。 2. 文化冲突视角 唐德刚先生从文化冲突的角度解读《红楼梦》，认为曹雪芹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中的文化冲突。他指出，曹雪芹通过《红楼梦》展现了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尤其是家族内部的复杂关系和宗法制度的束缚。这种视角为红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3. 对胡适红学范式的反思 唐德刚先生对胡适的红学研究既有继承也有反思。他承认胡适在《红楼梦》研究中的开创性贡献，但也指出胡适的研究过于侧重于“版本学”和“自传论”，缺乏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化”学理。他认为，红学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版本考证，而应结合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理论。 4. 对《红楼梦》细节的深入挖掘 唐德刚先生善于从细节入手，深入挖掘《红楼梦》中的文化内涵。例如，他曾对《红楼梦》中人物的衣着、鞋子等细节进行分析，指出曹雪芹在描写美人衣着时的一些漏洞。这种对细节的关注不仅体现了他对作品的深入理解，也丰富了红学研究的内容。 5. 对红学研究的宏观思考 唐德刚先生强调红学研究应超越单纯的文学批评，结合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他认为，《红楼梦》不仅是文学作品，更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这种宏观的视角使得他的红学研究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6. 文化情感与学术研究的结合 唐德刚先生曾表示，他参与红学研究不仅是为了学术，更是因为这部作品牵动着他对故国和乡土的眷恋之情。这种情感与学术研究的结合，体现了他对中华文化的深厚情感和责任感。 唐德刚先生的红学研究具有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见解。他不仅肯定了《红楼梦》的文学价值，还从文化冲突、细节分析、宏观思考等多方面对作品进行了深入解读。他的研究不仅丰富了红学的学术内涵，也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但是他的红学理论也是有巨大缺陷的，比如他对于红楼梦和金玉缘的关系就没有理解，他说：笔者一下写了这许多，无非是想说明，在人身上加工的形体美和性感美，是因时空和体形而异，它是“标准化”不得的。这项主观的审美观念不特困扰了一些大腹便便的侨领和瘦骨嶙峋的留学生，它也困扰了我国传统文坛上的第一位大作家曹雪芹先生。笔者当年在防空洞读《金玉缘》时，便觉得作者在描写美人衣着时出了漏洞，构思不够完备。曹雪芹笔下的三十六钗个个都衣饰华丽，但个个都是半截美人——这些漂亮的姑娘们、奶奶们，究竟穿的是什么样的高跟皮鞋呢？ 唐德刚先生对于“红楼梦”这部奇书的看法也没有超越当时的红学水平和局限,他认为读者们不论年龄大小、时代先后、地域差异、政治社会制度不同,读后都会有不同的领悟。一个读者个体,他从小到老、从华南到华北、从小学到大学、从国内到海外、从大陆到台湾、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由于生活经验的变换、知识面接触的扩大,他每次再读“红楼”,也会“别有一番滋味”。 唐德刚先生在作品《里的避讳问题》里的主题观点是关于“避讳”。他认为“例如‘红学’里的‘避讳’问题，就是一桩有趣的小公案。原来在《红楼梦》的早期抄本——‘甲戌本’、‘庚辰本’和‘戚本’里，作者对他两位祖父辈曹寅、曹宜，似乎都有‘避讳’的迹象。”“庚辰本”第五十二回晴雯补裘至深夜，作者不言“寅正一刻”，而写到：“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此处有脂砚斋的批语：“避‘寅’字讳”。胡适先生和周汝昌先生据此认为作者曹雪芹为曹寅之孙。当然也有异议，海外著名红学家周策纵、潘重规两先生均不以为然，因为作者在二十六回薛蟠生日小宴之上，薛蟠大讲“唐寅”误读“庚黄”的故事。这那里又在避“寅”字讳呢？ 唐德刚先生在这篇短文中，并没有纠缠这些具体的讨论，他只是提出了这种“避讳”的迹象。因为他认为“‘避讳’这个东西是我国宗法社会里最荒唐的制度之一。但是任何坏的东西，往往也有其好的一面。‘避讳’在我国后来的‘校勘学’和‘版本学’上所发生的功用实在太大了，它多少是被当今的红学家们忽视了。”所以唐德刚先生在《里的避讳问题》一文中，仅仅只是提出了问题，希望红学家们对此引起重视。可惜了，他对于避讳一直停留在胡适和周策纵、潘重规的理论体系里，他依然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唐德刚先生曾经与夏志清先生之间的一场红楼风波，两人就红学相关问题发生笔战，美国媒体曾以《震动海内外的红楼梦论战风波》为题予以报道。两位教授都是名重士林著述等身的学者，为何发生论战呢？起因是唐德刚先生1986年为参加哈尔滨国际《红楼梦》研讨会的一篇论文，即《海外读红楼》，该文刊发在台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和《传记文学》杂志上。 唐德刚先生从“文化冲突”论逐步推论出《红楼梦》是中国小说转型过渡期的“定型之作”，是中国小说走向现代化文学的“一部巨著”，“其格调之高亦不在同时西方，乃至现代西方任何小说之下”。评价可谓高矣。于是，唐德刚先生对一些不满中国白话小说艺术成就，尤其是对《红楼梦》艺术成就评价不足的倾向，予以了一些指责和批评。唐德刚先生对于《红楼梦》艺术成就评价不足的倾向，予以了一些指责和批评，无论这个批评是自己的看法，还是他所批评的夏志清小说的观点，都是严重低估了红楼梦的文学和历史意义。 注：本文参考部分专业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