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姓爵位制度简述】

清代异姓爵位制度，肇始于关外太祖时期。太宗即位后，对其加以改革与完善。至顺治一朝，已初步构建起一套相对完备的体制。然而，该制度最终确立为定制，乃是在乾隆十六年。彼时，爵位被细致划分为九级二十七等，具体情形如下：

清代封爵体系中，公、侯、伯、子、男、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及恩骑尉各有等差。其中，公爵分一等公、二等公、三等公；侯爵则有一等侯兼一云骑尉、一等侯、二等侯、三等侯之别；伯爵包含一等伯兼一云骑尉、一等伯、二等伯、三等伯；子爵分为一等子兼一云骑尉、一等子、二等子、三等子；男爵有一等男兼一云骑尉、一等男、二等男、三等男。轻车都尉亦设一等轻车都尉兼一云骑尉、一等轻车都尉、二等轻车都尉、三等轻车都尉；骑都尉则分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与骑都尉；此外，还有云骑尉与恩骑尉。

在爵位体系中，自骑都尉起，各爵等均设有“兼一云骑尉”。部分读者或许对该概念尚存疑惑，究其根源，乃是因异姓爵位等次的晋升，皆以云骑尉作为基本度量单位。

以清代封爵制度为例，假设某官员获封一等伯爵位，因其功绩卓著，皇帝予以嘉奖。然而，此功绩尚未达到晋封三等侯的标准，故朝廷会额外赐予云骑尉世职。如此，该官员实际爵位便为一等伯兼一云骑尉。若后续该官员再获一个云骑尉世职，依照既定封爵规则，即可顺利晋封三等侯。简而言之，在这一封爵体系下，累计获得两个云骑尉世职，官员的爵位便能实现升等或升级。

在清代，尽管存在诸多异姓获封王爵或追赠王爵的情形，但从律法维度审视，公爵实则为异姓贵族所能企及的最高等级爵位。而封王与赠王之举，皆属于特殊范畴，不可予以一概而论，需依据具体情形分别考量。

需明确的是，在封建王朝爵位封赏体系中，存在这样一种情形：部分已获一等公爵位的异姓大臣，若立下重大军功，皇帝会在其原有一等公爵位基础上，予以额外封爵。以乾隆二十年为例，彼时一等公傅恒成功平定准噶尔内乱，乾隆帝为此特赐，使傅恒在原有一等公爵位上再受此封。

此类情形在历史记载中屡见不鲜。众多非宗室的王公贵族，均获授额外的封爵。所加封爵，以子爵及以下级别为普遍，并且在封爵承袭方面，往往明确指定由子孙中的某一位继承。

在异姓爵位体系中，公爵虽居等级之首，但一等公并非爵位顶点。以清代为例，开国元勋扬古利，于天命六年获封一等子，至天聪八年，晋升为超等公，后在崇德二年追赠武勋王。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清代爵制里，超等公属于极为特殊的存在，仅有扬古利获此殊荣。

在封爵体系中，存在一类封公却未明确等级的情形。例如，作为开国元勋的额亦都，其受封公爵时便未标明具体等第。彼时，太宗封其为弘毅公（但对此，部分人士或存不同见解，倾向于将其认定为一等公）。此外，沈志祥、郑成功、郑克爽以及白文选等人所封公爵，同样未对等级予以阐明。

在清朝爵制体系中，异姓爵位同样面临承袭次数相关议题。清初阶段，关于爵位能否世袭以及具体承袭次数，均需仰仗皇帝以特旨形式予以明确。然而，自乾隆朝起，情形发生转变。此时，朝廷针对爵位承袭次数制定了详尽且具体的规范条例，取代了往昔依赖皇帝特旨的模式。

在爵位承袭体系中，一等公的承袭次数设定为二十六次，二等公为二十五次，三等公则为二十四次。此后，各等级爵位依序递减一次，至云骑尉时，承袭次数仅为一次。虽各级各等爵位均明确规定了具体的袭爵次数，但鉴于伯爵及以上爵位的承袭次数相对较多，在实际意义上，与世袭罔替并无显著差异。

“封”与“赠”在封建爵制体系中存在显著差异。通常而言，封爵制度下，爵位往往具备世袭罔替的特性，即爵位可世代相传且不改变等级。与之相对，赠爵则有不同规则。若无皇帝颁布的特殊旨意，赠爵的承袭方式较为受限，要么仅局限于受赠者本人，不可传于他人；要么即便能够传承，也会以降级的形式承袭，致使爵位等级逐代降低。

【二等公为何很少有人获得】

据御史统计，清代通过封授与追赠方式获封的异姓公爵，约计93位，尚未达至百数，足见公爵爵位在彼时堪称稀贵。在这些获封公爵者中，除皇后之父依例受封承恩公外，绝大多数皆出自满洲贵族世家，蒙古与汉族受封者所占比例相对有限。

清代爵号体系，类别分明，主要涵盖五方面：其一为酬庸爵号，旨在彰显对累世功勋的褒奖，以酬谢其过往卓著功绩；其二乃奖忠爵号，此乃用以优待为朝廷捐躯效命者，对其忠义之举予以崇高嘉奖；其三是推恩爵号，意在将皇恩推及外戚，使其共享恩泽；其四为加荣爵号，目的是赋予圣裔特殊荣耀，凸显其与众不同的地位；其五为备恪爵号，用以抚恤前朝后裔，体现对前朝的敬重与妥善安置。

在相关封赐情形中，有三类情况最为普遍。而“加荣”这一类别，以授予孔子后裔世袭衍圣公之职为典型；“备恪”的例证，则是雍正二年将前明后裔朱之琏封为一等侯。但需指出，“加荣”与“备恪”这两种封赐情况，相较于前三类，在历史上出现的频率相对较低。

在异姓公爵的构成数量里，凭借军功获封者占比最为显著。此部分人士与爱新觉罗氏家族关系错综复杂，同时，他们亦是深得皇帝信赖的股肱之臣。其爵位晋升颇为迅速，通常起始于子爵。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军功后，便会获授公爵之位，部分人员甚至能一步跃升至一等公爵。

部分官员因资历尚浅，虑及在朝堂之上引发诸多议论，故而常以三等公作为阶段性职位，随后通过为其创造建立功绩的契机，进而将其晋升为一等公。

此外，公爵在封建爵位体系中数量稀缺，地位尊崇至极。与侯、伯、子、男等爵位遵循常规晋封流程不同，朝廷对公爵的晋封并非按部就班。获封公爵者，若未建立新的功勋，爵位维持原状；而一旦立下功绩，往往会直接越过二等爵位，跃升一等。盖因公爵已处高位，对于此等爵位晋升，皇帝通常从宏阔的政治考量出发，一步到位的晋升方式，更能彰显皇恩浩大，体现朝廷对公爵功绩的高度认可与褒奖。

在清代，异姓爵位授予遵循特定准则。鉴于获授中低级爵位者人数众多，且其中不乏汉族人士，故而对于较低等级爵位的授予，须严谨依循既定程序。这一举措旨在强化管控。以左宗棠为例，其在收复新疆之际，已获二等侯爵位。即便如此，在其辞世后，朝廷亦未将其爵位晋封至一等侯。

从严谨角度而言，清代针对异姓所封之爵位，实则划分为爵与世职两类。其中，唯有子爵及以上等级，方得以称作“爵”；至于轻车都尉及其以下的等级，则一概统称为“世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