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刘胡兰，大家脑海里立马会蹦出毛主席给她的那八个字的评价：活着很伟大，牺牲很光荣。

其实，毛主席总共给刘胡兰烈士题过两次词。但挺有意思的是，后来有人想请毛主席给董存瑞烈士也题个词，主席却客气地说：“我写不太合适。”

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两次题词】

1947年的时候，毛主席头一回给刘胡兰写了题词。

那时候，延安的慰问团队特意跑到吕梁前线去探望打仗的部队。他们通过当地的县委工作人员了解到，有个才16岁的共产党员，叫刘胡兰，被阎锡山的手下给抓了。这小姑娘硬气得很，宁死不屈，最后英勇牺牲了。

当地人琢磨着，想在刘胡兰烈士的墓前竖上一块石碑，并且想让慰问团的副团长张仲实来题写碑文。但张仲实心里头觉得，这事儿自己干不太合适。他琢磨着，最好还是回延安，跟党中央的领导们说说，请他们中间的哪位负责同志来给刘胡兰烈士写碑文比较好。

回到陕北老家，张仲实自个儿去找了任弼时，跟他说：“咱们得纪念刘胡兰烈士，要是能请毛主席给写个牌匾，或者题几个字，那就太好了，这样也能表彰她的英雄事迹。”

任弼时点头答应了。

这时候，中央离开延安才不过8天光景，毛主席已经打算带着大家转移到陕北去。尽管手头有一大堆事儿等着处理，但任弼时跟毛主席讲了刘胡兰的故事后，毛主席还是忍着眼泪，给那位16岁的小英雄写下了“活得壮烈，走得荣耀”这八个字。

真挺遗憾的，由于战争不断，主席那八个字的评价不小心给弄丢了。

1956年12月11号，山西省共青团省委做了个决定，要搞个活动纪念刘胡兰牺牲10周年。他们派了团省委宣传部的写作科长，叫杨小池的，去北京找共青团中央办公厅。杨小池交了个报告上去，说希望能请主席再给刘胡兰烈士写份题词。

毛主席爽快地答应了，很快就重写了一份，然后递给了山西省团委。

1957年1月12号，也就是刘胡兰烈士牺牲十年的日子，毛主席重新题写的“生的光荣，死的伟大”这几个字，被专人送到了云周西村的刘胡兰烈士墓园。

【拒绝为董存瑞题词】

毛主席虽然乐意两次给刘胡兰题字，但碰到有人想让他为董存瑞烈士题字时，他却没答应。

1954年那会儿，隆化老百姓为了纪念英雄董存瑞，特地搞了个董存瑞烈士陵园。过了两年，民政部门点头了，说可以扩大这个陵园，还得给董存瑞立个纪念碑。

这天，隆化县管陵园建设那块的民政科干部冀兴坡，接到任务，要拿着县委和县人大常委会的信去北京。

信里说的就是，隆化县那22万老百姓，一块儿请求咱们伟大的毛主席，给董存瑞烈士写个题词。

冀兴坡抵达北京后，到处询问，最后成功找到了中央办公厅的位置。接着，他被引荐到了皇城根下的国务院内务部，并且见到了内政部的头儿，也就是谢觉哉部长。

谢觉哉搞清楚冀兴坡的来意后，非常上心，他特地吩咐优抚司里一个叫邹的司长来具体处理这件事。

由于这事儿得耗点时间，邹司长就让冀兴坡先“缓一缓”。冀兴坡呢，也刚好要去准备纪念碑用的大理石材料，所以就先走了。

大理石的墓碑材料该咋搞定呢？

冀兴坡在北京溜达时，走到了天安门广场，突然之间，他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那时候，北京正忙着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呢，冀兴坡就自个儿去找了修建委员会的头儿李琛，想找他帮帮忙。

这时候，董存瑞英雄的故事在国内已经传遍了，李琛当然也知道这事儿，所以他特地为他办理了“赠送隆化纪念碑石料一块”的相关手续。

碑料的事儿搞定了，冀兴坡在北京又多呆了七天，感觉应该没啥大问题了，就自个儿跑到优抚司去问。可人家跟他说：“这事儿上头的大佬们还没拍板呢，你还是先回县里候着吧。”

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熬到了1957年6月头几天。这大半年，冀兴坡往优抚司跑了三趟。头两回，人家都说“领导还在琢磨呢，不过咱们会抓紧办的”。直到这回再去，事儿总算是有了个着落。

邹司长认真地把一张16开大的题词递给了冀兴坡，冀兴坡满心激动，赶紧接过来一看，纸上赫然写着八个大字：“为国献身，名垂青史”。

冀兴坡正要松松劲儿，一眼瞅见落款，不由得愣了一下：“这竟是朱德写的，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呢。”

朱德老总担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同时还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他留下的墨宝那当然是非常珍贵。不过，说来奇怪，这县里的老百姓心心念念的是毛主席的题字，咋最后就变成了朱德老总的呢？

邹部长端起茶杯抿了一口，然后开口说道：“毛主席的意思是这样的，他说花木兰属于老百姓，董存瑞则是当兵的。既然董存瑞是军人嘛，那当然还是请朱总司令来题字，会更加合适一些。”

没给董存瑞烈士题字，主席其实是有着更深一层的考虑，那就是对朱总司令和董存瑞烈士的双重尊重。

冀兴坡对主席的深远眼光感到非常佩服，他连忙拿着题词，匆匆返回隆化县去交差。

1957年10月18号那天，朱德元帅亲自写了“为国捐躯，永远被人记住”这八个金字，然后它们就被刻在了高达14.5米的董存瑞烈士纪念碑的正面。

【拒绝为家乡题字】

说实在的，毛主席不止一次拒绝过给人题字。

1965年的时候，毛主席打算再次去井冈山，途中在长沙待了二十多天。刚好那时候，韶山那边正打算启动韶山灌区工程，就想着请毛主席给灌区写个字。

主席那会儿既没拿起笔来，也没说他不打算写。他只是简单地说：“等有灵感了再动笔。”

毛主席写的那五个字，把湖南省委的领导们给弄懵了。他们琢磨来琢磨去，觉得主席可能是打算等工程全部搞定后再来题字，于是，大家伙儿就动手开干了。

那时候，老百姓的积极性特别高，1966年4月就把工程给顺利搞定了，接着在6月2号办了通水的大仪式。

有26个渡槽和10条隧洞都被各级领导题了名、写了字，而韶山南大门那里的银田寺渡槽，计划邀请毛主席来亲自题字。

现在“三条大江分流，水花四溅灌溉广袤田地”，按道理讲，这应该就算达到了主席提到的那种“生机勃勃”的景象了吧？

最后，湖南那边提交了申请，但毛主席又一次没答应给题字，他说：“得真正做到高产才行。”

毛主席两回都没答应给人题字，这让湖南的好多领导都摸不着头脑，心想是不是主席对家乡的要求特别高。不过华国锋可不这么想，他觉得吧：

毛主席是个特别讲感情的人，对家乡父老的感情特别深厚。因为爱得太深，反倒有些近乡情怯，他甚至不太愿意给家乡题词。看看整个韶山，毛泽东也就只给“韶山学校”题了四个字，那还是1952年他的老师毛宇居特意到北京去请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