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武德元年，白苟羌部落归附唐朝。朝廷于此设置维州，下辖金川、定廉两县。维州北拒蕃戎，南蔽锦城，控扼吐蕃入蜀唯一通道。

安史之乱后，长安疲敝，吐蕃意图东进，开始频繁侵袭维州。但维州城地势凶险，三面临江，易守难攻，吐蕃数年征伐，始终攻不下来。于是，吐蕃换了一种战术。将本族妇女嫁给维州守城人，婚后生了二子。等到二十年后，二子长大，偷开城门，引吐蕃人入城，要处便落入吐蕃之手。吐蕃将其改名为无忧城，以此为据点，不断侵扰西川。此后，西川节度使韦皋也花了二十年，力图收复维州，一直未果。

唐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维州守将请求归降

，要把维州城送给大唐，自己将部属全部带去成都。归降的原因在于，吐蕃此前多年内乱，维州军需短缺，守将想着奔个光明前程。听到这个消息，负责西南战事的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很高兴，赶紧上奏朝廷。大唐若是得到此城，吐蕃门户顿开，再遣三千精锐，可以直捣西戎，一雪前耻。唐文宗让百官商议，大臣们纷纷表示认同，应当按照李德裕的策略去做。宰相牛僧孺却站出来反对，反对的原因很简单，不管李德裕说的是什么，就必须得反对。李德裕与牛僧孺是死敌，从宪宗、敬宗、文宗一直延续到武宗，凡四十年，史称“牛李党争”。期间，二党互相倾轧，水火不容，你的人我必须得弄死，你同意的我坚决反对。只要能打击到你，我才不管事情本应该怎样处理，为了反对而反对，就是要拆你的台。

当然，站在皇帝面前，对着满朝文武，牛僧孺自然有另一套说辞。吐蕃方圆万里，失去一座维州城，完全算不了什么损失。这几年，大唐和吐蕃交好，双方立下了盟约，都在商量撤去防御，如果我们拿了这座城池，就意味着单方撕去合约。吐蕃来责备我们，为什么不遵守信用，我们该如何回答？激怒了吐蕃，他们千军万马冲杀过来，三天时间就到了长安，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得到维州是小利，祸患长安则是大害，二者孰轻孰重？文宗觉得牛僧孺说得有道理，下令让李德裕把维州城还给吐蕃，把降将及其部属送到边界。李德裕气得吐血，对牛僧孺的恨意又加深百倍。

十二年后，唐武宗会昌三年，牛僧孺贬为虚职，李德裕当权做了宰相。李德裕想起维州这件事，心意难平，又跟皇帝念叨起来。

当年维州守将来降，绝对是百益而无一害。吐蕃失去要塞，必须要做战略后退，我们则可以减少八处驻兵，回收千余里旧地，节省无数战备开支。对方投降大唐，我们重赏厚待，可以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以后会有更多的人来归降。吐蕃说是跟我们修好，但维州归降前一年还在攻打鲁州，实际上从未考虑过盟约之事。吐蕃先不守信用，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守约？

维州投降时，我跟他们发誓，马上上报朝廷，奖赏他们的功绩。谁想最后等来的是这么一道诏令，我知道，这是朝廷里嫉恨我的人出的主意，他们和我不站在同一个立场。这些无理的异议，不过是政敌为了打击我，但带来的结果，直接让三百人丧命。我不得不按照旨意，将几百降人送到边界。他们哭喊着，叫冤的声音呜咽不绝，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落泪的。

边界上的吐蕃军人接收这批降人时，讥讽地说，你们当初投降，有想到唐朝如此对待你们么？吐蕃人又跟我们说，既然他们已经降唐，我们也不要了。当着我们的面，将三百人杀死，全部是虐杀啊，老弱砍去四肢，活活疼死，婴儿扔到半空，落到长矛上扎死。降人们凄惨地喊着，让我救命，说我不守信用。我不能作为，无言以对。人家带着忠诚而来，我们却待之如草芥，做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自此以后，吐蕃内部继续分裂争斗，但再也无人投降大唐了。

没了信用，便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每一寸土地，就要靠鲜血去换取。每一座城池，就要靠武力去征服。这一切的发生，不过是朝堂里那个人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而他这么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打击我。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十二年，还是希望陛下您能追悼忠魂，给他们一些安慰。

武宗听从了，追赠故维州降将为右卫将军。其他几百人无辜枉死者，则不了了之。

维州之殇，不仅三百降人冤魂难安，更让大唐失信于天下。自此，吐蕃无人再降，边疆烽火不息。为了反对而反对，党争到了酣处，已然失去理智。以天下为棋盘，以苍生为代价。

从唐到明，党争从未绝迹。牛李相轧的朱紫笏板，化作东林阉党的血字弹章。维州城下的森森白骨，变成诏狱深处的无辜冤魂。变的只是棋局上的名姓，不变的永远是棋盘下的白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