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金融行业正处于转型关键期，普惠金融如何突破“不可能三角”？助贷新规落地又将带来哪些影响？中小银行如何应对低利率压力？又将如何利用AI技术加码金融创新？

9月24日，在2025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期间，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副院长刘晓春接受了北京商报记者采访，他结合我国金融行业实践、政策导向及全球行业趋势，对这些核心问题展开了全面且深入的剖析。

谈普惠金融：从单纯追求规模，转向提升服务精准度

提高可得性、控制风险和降低利率，一直被业内认为是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不可能三角”。

谈及此，刘晓春认为，这是一个不同阶段的问题。“最初，我们希望扩大普惠金融的覆盖范围，服务更多弱势群体。经过十多年发展，实际上我国在普惠金融领域已走在世界前列，无论是服务规模还是覆盖广度，都处于全球领先水平。”

另外，在普惠金融的服务范畴上，最初大家多将其理解为贷款业务，但如今已拓展到整个金融领域。比如银行账户服务、支付结算服务以及普惠保险等。

刘晓春进一步指出，当前普惠金融的发展已进入新阶段：“从发展节奏来看，普惠金融的规模增长已经接近瓶颈，很难再保持之前那样的高速增长态势。所以接下来的重点，应该从单纯追求规模扩张，转向提升服务质量和精准度。”

简单来说，就是要实现“适合的产品匹配适合的人群”。“比如，对于有稳定还款能力的客户，我们可以为其提供合适的贷款产品；但对于那些没有还款能力的群体，比如失业人员，就不应该再盲目发放贷款，这类人群可能更需要的是普惠保险等其他类型的金融服务。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之前相对粗放的发展模式，让普惠金融真正发挥作用。”刘晓春认为。

谈及数字技术对普惠金融的影响，刘晓春认为我国在技术落地应用层面具有显著优势，但同时也需警惕技术带来的误区。

“这些年我国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技术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应用走在了世界前面。数字技术确实能带来很多好处，它可以提高服务效率、降低运营成本，还能优化客户体验，尤其是在服务触达方面，为普惠金融提供了更便捷的渠道和工具，让更多偏远地区、弱势群体能够享受到金融服务。”刘晓春展开说道。

但刘晓春着重强调：“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它不会改变金融的本质，也不会消除金融风险。之前我们有过一些教训，有些人觉得有了数字技术就可以高枕无忧，忽视了风险管控，最终导致了一些问题。所以未来在应用新技术的时候，我们要把握好几个关键点。”

一方面是要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不能过度依赖技术；另一方面是必须坚守金融风险管控的原则，不能因为有了技术就放松风险防范；此外还要做到技术与业务的适配，不同的技术有不同的特点和局限性，适合不同的业务场景，不能盲目套用，只有让技术和业务更好地结合，才能真正提升普惠金融的服务水平。

谈助贷新规：非行业“冲击”，是规范发展的“纠偏”

随着10月助贷新规即将落地，市场对其行业影响也在高度关注。

对此，刘晓春强调，要准确理解普惠金融与助贷业务的边界，避免概念泛化。他指出，“不能把普惠金融泛化，不是说服务的对象规模小，就一定是普惠金融。比如银行给我个人发放贷款，虽然是个人贷款，但我并不认为这属于普惠金融，因为我不属于弱势群体，不能把普惠金融的概念外延无限扩大。现在市场上有一种倾向，只要是小额业务，就往普惠金融上靠，这是不对的”。

另外，普惠金融的核心是为弱势群体提供合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而且要满足“成本可承担”的原则。

“这个‘成本可承担’不仅针对接受服务的客户，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也需要承担相应成本，实现商业可持续。不能说为了做普惠金融，金融机构就可以不计成本、亏损运营，也不能让客户承担过高的成本，导致负担不起。比如，对于一个没有稳定收入来源、没有还款能力的失业人员，如果你还给他发放贷款，这不仅不是普惠金融，反而可能会让他陷入债务困境，这是不合适的。”刘晓春解释道。

此外，技术在助贷业务中的作用也需正确看待。刘晓春认为，技术本身是为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而不是用来替代金融风险管控。有些机构认为有了技术支持，就可以放松风险审核，这是错误的认知，技术本身并不能解决所有风险问题。

明确概念后，刘晓春进一步指出，助贷新规的出台并非对行业的“冲击”，而是对此前不规范发展的“纠偏”。

“这些年，助贷业务发展很快，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不良资产上升速度比较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助贷业务的定位不准确。之前很多人把金融科技公司的获客服务理解成了技术服务，觉得只要有技术公司帮忙获客，银行就可以放心放贷。但实际上，银行的客户应该是自己主动获取、深入了解的，助贷模式下的客户，银行对其真实情况了解不充分，风险难以把控，这就导致了很多风险隐患。”刘晓春一针见血道。

“所以监管部门在这个时候出台助贷新规，我认为是非常及时和正确的，这不是对行业的冲击，而是对行业发展的纠偏，目的是让助贷业务回归本质，走向规范化、健康化的发展道路。”刘晓春进一步提到，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无论是助贷平台，还是中小银行、消费金融机构，肯定会面临一些调整，比如存量业务需要梳理整改，增量业务的增长速度可能会放缓。但从长远来看，这个阶段是行业规范发展必须经历的，只有经过这样的调整，助贷业务才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

促消费：金融支持需避免“过度依赖信贷”

促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与普惠金融存在密切关联。今年以来，我国出台多项政策，如贷款贴息政策、支持消费金融发展等，全面助力提振消费。

对此，刘晓春从需求端和供给端两个维度，提出了对促消费政策的建议。“促消费其实逻辑很清晰，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消费需求，但这种需求必须建立在收入的基础上，没有收入支撑，消费需求就是空中楼阁。所以从需求端来看，促消费最关键的是要让老百姓有机会增加收入，而且是持续、稳定地增加收入。只有收入提高了，老百姓才有底气去消费，消费市场才能真正活跃起来。”

他进一步补充，从需求端看，真正能长期推动消费增长的，还是老百姓工资收入、财产性收入的稳步提升。如果收入没有实质性增长，仅靠补贴，很难持续激发消费潜力。

另从供给端来看，刘晓春认为，要更新对消费的认知，重视服务消费与非物质消费的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对消费的理解也应该与时俱进。三四十年前，大家的消费主要集中在物质领域，首要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所以当时的消费更多是物质性消费。但现在不一样，我国的物质供应已经非常丰富，单纯满足物质消费的需求已经基本饱和。所以我们要把更多的目光投向服务消费和非物质性消费，比如文化娱乐、教育培训、医疗健康、旅游出行等领域。”

“不能把这些消费看成‘浪费’，实际上，这些消费不仅能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还能带动物质消费。”在金融支持促消费方面，刘晓春提醒，要避免过度依赖消费信贷。有观点认为，只要扩大消费信贷规模，就能拉动消费，这是一种误区。消费信贷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消费者提前实现消费需求，但它的前提是消费者有稳定的还款能力。金融机构即便有再先进的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也无法提高消费者的道德水准，更无法决定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所以不能无限制地发放消费信贷。

“从实际情况来看，真正有能力负债消费的主要是中等收入人群。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低，偿还能力有限，过度负债会让他们陷入债务危机；而中等收入人群对未来收入有稳定预期，愿意通过消费信贷改善生活，比如贷款买房、买车。”刘晓春指出，金融机构在开展消费信贷业务时，要精准定位客户，不能盲目扩张规模。目前我国出台的相关金融政策，在支持促消费方面已经考虑得比较全面，关键是要落实好，避免走偏。

谈低利率环境：中小银行承压，找到自己的客户群最重要

今年以来，定期存款利率跌破1%，市场对低利率环境的讨论热度持续升温。

刘晓春从不同主体的视角，分析了低利率环境带来的影响。从存款人的角度来看，存款利率低，意味着存款收益减少，有些人会觉得不划算，不想把钱存在银行。但从银行的角度来看，情况更复杂，虽然存款利率低能降低银行的负债成本，但如果市场贷款需求不足，银行的贷款放不出去，即便负债成本降低，盈利空间也会被压缩，压力反而更大。

低利率环境下，中小银行面临的挑战尤为突出。例如，从市场需求来看，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在选择银行时更倾向于大型银行，从负债端来看，中小银行的存款来源相对紧张，负债成本较高。此外，近年来中小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也比较突出，生存压力加大。

针对中小银行的应对策略，刘晓春也提出了具体建议。在当前环境下，中小银行首先要明确自身定位，不能盲目追求规模，和大型银行比拼全面性服务，而是要结合当地的经济特点，找到自己的核心客户群体。

其次，要按照助贷新规的要求，逐步调整资产结构，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找到自己的客户群才是最重要的。有了客户群你才能做业务，才有盈利，才可能有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刘晓春道。

北京商报记者刘四红董晗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