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见过如此低调的抗日奇人吗？他的名字叫王玉楼，1932年，因不甘受地主迫害，王玉楼被逼无奈卖地买枪，入伙老梯子高鹏振领导的义勇军。 1932年冬天的辽宁黑山，16岁的王玉楼那时候就跟着高鹏振跑前跑后，帮着送个信、看个哨。 真到自己扛枪上战场那天，他一点都不怵，骑马、打枪、冲锋，样样都快，战友们都喊他“大快车”，说他跟装了轮子似的，日寇想追都追不上。 那几年在辽西、辽中的，他们没什么正经装备，枪是凑来的旧枪，子弹也少，有时候打几枪就得冲上去拼刺刀。 王玉楼记得最清楚的一次，在康平县跟日寇遭遇，他们躲在高粱地里，等日寇走近了才开火。 他手里的双枪轮着打，打倒了好几个日寇，可身边的战友也倒下去好几个。 后来他们又转战到黑龙江，编入了杨靖宇领导的队伍，他还当上了小队长，本想着能多杀几个日寇，没成想1933年春天，因为叛徒告密，他被日寇抓了。 哈尔滨的监狱黑得像个无底洞，王玉楼一待就是12年，可他从没松过口，不管怎么问，就是不承认“错”，也不透露战友的下落。 他总想着，只要活着，就有出去的那天，就能再拿起枪抗日。 直到1945年秋天，外面传来枪响，接着有人喊“日本投降了”，牢门被打开的那一刻，他眼泪都下来了，整整12年，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出狱后，王玉楼回了黑山老家，从此就跟“义勇军”这三个字撇清了关系，每天扛着锄头下地，跟村里其他老农没两样。 他不是不想说，是不敢说，那时候对义勇军的说法乱得很，有人说他们是“正经抗日的”，也有人说他们是“土匪”。 就像高鹏振的儿子，在学校当语文老师，就因为父亲被安了个“大土匪头子”的名，被红卫兵抄家。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有个叫赵扶民的人找上门来，才把王玉楼藏了半辈子的故事给挖了出来。 赵扶民以前是黑山县新立屯文化馆的馆长，一直琢磨着收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史料。 他也是偶然听说，廉家村有个老人可能当过义勇军，就找了过来。 头两回上门，王玉楼都没松口，赵扶民也不着急，每次去都带点老人爱吃的软糕、点心，坐在炕头上跟他拉家常，聊庄稼、聊天气，慢慢就聊到了过去。 直到第三次，王玉楼看着赵扶民手里拿的一张老照片，上面是高鹏振和几个义勇军战士的合影，才终于叹了口气，打开了话匣子。 赵扶民这才知道，自己当年发现的那首《义勇军誓词歌》，跟王玉楼还有这么深的渊源。 1967年秋天，赵扶民带着民兵在村里训练，大伙儿唱着《打靶归来》，走得东倒西歪。 旁边围观的人群里，有个60多岁的老人突然开口了：“你们这走得不行，我给你们走一个！” 这老人就是村里的通讯员王恩，他抢过一个民兵的枪挎在肩上，迈着标准的步子，唱起了一首歌。 那调子是《满江红》的老调子：“起来！起来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山河碎，家园毁，爹娘成炮灰……” 当时场面乱，赵扶民只听清了开头几句，后来他把王恩叫到办公室，好说歹说，王恩才吐了实情： “这歌是当年‘老梯子’部队的王军师教的，都三十多年了，歌词记不全了。” 王恩还断断续续把剩下的歌词唱了出来，赵扶民赶紧拿笔写下来，自己也跟着学。 后来他研究高鹏振的史料才知道，那个“王军师”化名叫王立川，真名叫张永兴，是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来帮高鹏振的。 而王玉楼说，当年高鹏振成立镇北军的时候，专门开了誓师大会，就是领着大伙儿念这个誓词，后来张永兴把誓词填进《满江红》的调子，就成了军歌。 赵扶民还去找了高鹏振以前警卫营营长张殿卿的儿子张国权，张国权说： 研究抗战史的张一波教授说，他这辈子走访过124位抗联老兵，这些老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九一八之后就参军打鬼子了”。 以前咱们课本里总说“八年抗战”，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算起，可王玉楼1932年就扛枪了，比这早了整整五年。 后来教材改成“十四年抗战”，就是因为这些像王玉楼一样的老兵，用自己的经历证明了，东北人从九一八那天起，就没停下过反抗。 现在咱们每次唱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可很少有人知道，这歌词跟《义勇军誓词歌》还有着扯不断的联系。 1933年的时候，聂耳去热河慰问义勇军，有个叫刘凤梧的战士给他唱了《义勇军誓词歌》，还掏出一张印着歌词的传单。 聂耳拿着传单，当场就用小提琴跟着伴奏，后来他跟田汉聊起这事，田汉也被歌词里的精神打动了。 再后来田汉写《义勇军进行曲》，“起来”的开头、“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都能在《义勇军誓词歌》里找到影子。 历史从来不会真的沉默，那些没留下名字的英雄，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故事，总会在某个时刻被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