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功成名就后回到陕西老家，找到修自行车的残疾人弟弟说：“老弟，哥给你三个选择，去县城、去北京、去省城！”可弟弟头也不抬说：“你赶紧走吧，别赶不上二路汽车！” 很多人都知道张艺谋是中国电影界的大导演，拍过无数经典电影。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他两个亲弟弟至今还在陕西老家过着普通日子，一个摆摊修自行车，另一个在街边开小卖部。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两个弟弟都身有残疾，一个视力几乎为零，另一个因为小时候生病导致耳朵听不清。 张艺谋家里兄弟三人，他是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张伟谋和张启谋。从名字就能看出父母对他们寄予厚望，可惜命运给了这个家庭不少磨难。 二弟张伟谋刚出生时视力就特别差，三弟张启谋因为小时候发高烧没及时治疗，落下了左耳终身残疾。那个年代家里条件不好，孩子们生病往往得不到最好的治疗。 全家五口人曾经挤在只有十几平米的小屋里过日子。那时候物质匮乏，母亲偶尔带回一包白糖，孩子们用筷子蘸着分着舔，那点稀薄的甜意成了张艺谋心中最深的记忆。 作为长子，张艺谋14岁就辍学进了纺织厂当工人，每月工资只留少数生活费，其余全交给母亲补贴家用。他后来在自传里写道，看到弟弟拄着拐杖修车的样子，是他童年最痛心的记忆。 虽然家庭困难，但兄弟三人的感情一直很好。张艺谋后来抓住恢复高考的机会，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从此人生走上了不同的轨道。 从《红高粱》到《大红灯笼高高挂》，从《秋菊打官司》到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张艺谋一步步成为国际知名大导演。估计谁也没想到那个从陕西走出来的年轻人能有今天的成就。 成功后的张艺谋第一件事就是想帮助家人，他试图将两个弟弟接到北京，给他们在北影厂安排工作。大弟弟张伟谋曾被安排做道具杂活，但因为沟通障碍干了半年就偷偷买了站票回西安。 张艺谋又为两个弟弟在西安购置房产，却被他们退回了房产证。弟弟们说：“哥，你拍电影欠债的时候，我们搭不上手；如今你好了，我们也不能拖你后腿。” 这种“陕西式硬气”在张艺谋的电影中早有体现，《秋菊打官司》里为讨说法跋山涉水的农妇，《一个都不能少》中固执寻人的代课老师，都是这种精神的投射。弟弟们宁愿自己吃苦，也不想拖累哥哥。 大弟张伟谋后来包下一片果园经营得有声有色，每年苹果成熟时都会给哥哥寄去“冰糖心”苹果。那甜味仿佛穿越时空，接续了童年筷子尖上被小心舔舐的微光。 张艺谋的母亲同样保持着这种独立精神，老人在旧楼里一住就是二十几年，每日买菜做饭，甚至拒绝儿子请来的保姆。 张艺谋为母亲购置带电梯的复式豪宅，但母亲只住了三个月就执意搬回，她说新宅电梯“比我的血压还不稳”，而楼下菜市场竟“寻不见一个熟面孔搭话”。 弟弟们虽然身体有残疾，可从来不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二弟的修车摊在县城开了二十多年，手艺好价钱公道，回头客特别多。 三弟的小卖部虽然不大，但货品齐全，附近老头老太太都爱去他那儿唠嗑。街坊们说，这哥俩过日子踏踏实实，从来不说大哥是张艺谋。 张艺谋自己也说过这个事，2013年他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提到，家里人的选择他完全尊重。 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不能拿钱来衡量。”这话听着有点官方，可仔细琢磨确实是这么个理儿。 现在张艺谋七十多了，头发白了一大半，可拍起电影来照样精神头十足。两个弟弟也到了退休年纪，修车摊交给儿子打理，小卖部请了帮工照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张艺谋，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张启谋。幸福感往往藏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真正的人生赢家是那些能够坦然面对自己选择的人。 从表面上看，兄弟三人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大导演，一个是修自行车的，另一个则是种地的，可谓天差地别。 但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活出了尊严和价值，张艺谋用镜头诠释艺术梦想，让世界看到中国电影的魅力；张启谋用扳手修好每一辆单车，让街坊邻里的生活更加便利。两种人生轨迹，同样值得尊重。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有人选择用金钱丈量亲情，也有人选择让至亲之人走出自己的人生轨迹。张艺谋一家无疑属于后者。 亲情并非困守一处的藤蔓缠绕，而是各自扎根泥土，于风霜中各自挺立成树。根系相连于大地深处，传递着沉默的养分，支撑彼此向上生长。 九旬母亲在旧楼晾晒被褥时满足的笑意，弟弟修好自行车后点燃的那支廉价香烟，比豪宅名车更接近幸福的本质。 信息来源： 《北京青年报》"身价40亿的张艺谋，为何俩残疾弟弟在家务农，没有跟着享福？" 《搜狐娱乐》"身价40亿的张艺谋，让九旬老母独居，两个残疾弟弟种地、修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