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厦门解放进入倒计时，对于厦门市长的人选，陈家庚提了一个建议：最好由闽南人担任，毛主席听后，马上想起一个人：新四军那个很会打仗的县长挺合适。 厦门快解放的时候，南洋侨领陈嘉庚，在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跟中央提了个建议。 他说：厦门华侨多，还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的口岸，在海外影响大，而且自己早年办学时曾无奈换过三次校长，知道地域认同对治理多重要，所以建议派个闽南人来当市长。 主席很看重陈嘉庚的意见，又去问福建省委的想法。 这时候，第十兵团司令叶飞想起了时任29军参谋长的梁灵光，他是福建永春的，会说闽南话，抗战时还在担任过如皋县县长，正好合厦门的需求。 就这样，叶飞推荐了梁灵光，主席最后也点了头，当时还在忙着准备漳厦战役的梁灵光，接到调令从部队转到地方，成了厦门解放后的第一任市长。 1916年梁灵光生在永春一个富商家庭，可没当娇生惯养的少爷。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他在上海读书，直接投身到抗日救国的学生运动里。 还跟着上海大专院校的请愿团去南京，一路吃苦也要跟当局说“别打内战，一起打日本”。 后来他想找中共党组织，可那时候上海地下党遭了破坏，他只能先加入暨南大学的抗日青年团，还在那儿认识了后来的妻子朱含章。 不过他搞学生运动的身份暴露了，想去延安又走不通，正好家里在上海的企业破产，哥哥梁披云帮他在马来亚吉隆坡找了份华文学校的教书工作。 在马来亚教书的日子，梁灵光没忘自己的使命。 上课的时候，他总给学生讲国际、祖国的情况，把日军侵华的暴行说给学生听，还让学生读进步书，教他们“中国人就得护着自己的国家”。 他还在老师和学生里拉了一批思想进步的人，先后搞了雪兰莪邦反帝大同盟、华侨抗日救国会、左翼作家联盟三个组织，自己当主席。 教书之余，他还在新加坡《星洲日报》上写抗日评论，用文字当武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听说国共合作抗日了，他立马决定回国，回到上海后，梁灵光就扎进了敌后抗日。 1938年徐州失守，苏北成了敌后，他跟郑枢俊觉得这时候国民党对地方控制松了，正好能发展抗日武装。 他到处找机会，先成立政工队，又改编队伍，拉进步工人参军，还说服厂家和开明地主捐钱捐粮，最后凑出一个中队。 这支部队在他指挥下，打游击袭扰小股日伪军，分化伪军，收拾地方土匪，还跟友军一起抗日。 1940年他见到了新四军挺进纵队政委叶飞，俩人都是闽南老乡，又都有海外经历，聊得特别投缘，梁灵光就带着部队加入了新四军。 之后他参加了郭村保卫战、苏北整编，跟着部队东进打垮国民党顽固派，进了黄桥地区，当年还当上了如皋县县长，没多久就入了党。 后来他又打了不少抗日仗，反“清乡”的时候也立了功。 日本投降后，他率部南下收拾不投降的日伪军，还当了中共苏皖边区第一地方委员会常委。 解放战争时，他从新四军华中九分区司令员兼专员，做到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三十三旅旅长，再到29军参谋长，打了无数仗，身上却没一处伤，这可是个奇迹。 1949年10月17日厦门全岛解放，梁灵光带着接管人员进了鹭岛，一上任就面临一堆难题： 厦门几乎没农业，工商业也弱，交通只靠海运，偏偏盘踞金门的国民党军还拿炮封锁港口，海上走不了，进出口贸易掉得厉害。 梁灵光跟大家说“咱们就一条路，抱成团使劲干，打破封锁，让工厂开工、生意做起来，把困难局面扭过来”。 他和市政府想出三个办法：先是疏通侨汇，知道厦门归侨、侨眷占全市人口三分之一，就靠着这份优势争取到更多海外华侨的钱。 接着开辟航运，把工商界的知名人士和进出口商请来一起想办法，慢慢恢复了航线，还加了到汕头的线，连一些外国轮船也来跑厦门到香港的货运。 最后扩大物流，通过贸易公司把厦门的土特产卖到上海、广州和福建其他地方，再从海外和内地买工业原料、生活必需品，还办了第一届物资交流会。 厦门岛孤悬在海上，不管是打仗还是老百姓生活，都受限制。 梁灵光想起陈嘉庚之前提的修海堤的想法，先找专家论证，又去实地勘探，最后决定在厦门岛的高崎和大陆的集美之间“抛石为堤”。 这海堤不光彻底解决了厦门孤岛交通难的问题，帮着巩固了海防，还大大推动了厦门经济发展。 后来他又接着推动集杏海堤修建、鹰厦铁路通车，为之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腾飞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从年轻时在上海参加学生运动呼吁抗日，到在马来亚用讲台和笔唤醒侨胞，再到放弃海外安稳日子回国组建武装抗日，梁灵光从来没把“爱国”挂在嘴上，而是实实在在去做。 梁灵光的一生，是跟着家国需要走的一生，是为厦门发展拼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