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年仅23岁的“女流氓”翟曼霞被带到了刑场，而当法警举起步枪准备开枪之际，翟曼霞突然冲天大喊，“我到底有什么罪？我真的就这么该死吗？”砰！随着一声枪响，女子倒在血泊中永远的闭上了双眼。 翟曼霞1960年出生在陕西西安一个条件不错的家庭。父母做贸易生意，家里不缺钱，她从小日子过得比别人宽裕。童年时候，她跟着父母出国转悠，见识过外面的花花世界，那儿女孩打扮随便，生活自由。这让她回国后跟周围人不太一样，性格开朗，爱穿亮堂衣服，涂唇膏，还去海边游泳。这些事在80年代初算出格，别人议论她作风有问题，她成了当地话题人物。从小到大，她就这样不走寻常路，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可这也给她埋下隐患。 1983年，全国搞严打，针对治安乱象，流氓罪成了重灾区。这罪名范围宽，从打架到作风问题都算。翟曼霞撞上枪口，是因为一次海边游泳被举报，说她公开洗澡坏风气。公安抓她后，查出她从16岁起先后交往18名男性，每次没重叠，但当时社会对女性要求严，这就算大忌。她不服，辩解没用，法庭快速判死刑，理由是危害社会秩序。这案子反映了那时候执法快狠，很多人稀里糊涂就成典型。 严打那年，社会刚改革开放没多久，新想法涌进来，传统观念还死死抓住不放。上面担心乱套，就用重拳维持稳定。流氓罪定义模糊，执法人有大空间裁量，结果不少案子量刑重得离谱。翟曼霞不是唯一一个，像她这样因为生活小事被判死的，不少见。她的事例成了高压政策的缩影，法律那时更多是工具，不是保护伞。 执行死刑后，社会上有不同声音，有人觉得她活该不守规矩，有人说太冤枉，一个年轻女孩就这么没了。民间议论热烈，但官方没回应，案子渐渐沉下去。几年过去，观念变了，1997年流氓罪从刑法里删掉。这变化源于经验教训，认识到定义太宽容易冤案。从法律角度，当时执法随意性强，翟曼霞的判决就是例子。 社会层面看，她的事折射出新旧冲突，她刚好卡在节点上。女性那时约束多，追求个性就容易被打压。她的遭遇提醒大家，法律得讲道理，社会得包容点，不然受害者一大堆。回头想想，她没干啥大坏事，就丢了命，这事接地气地说，挺让人堵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