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病床上的韦杰激动地说：“我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会怕死吗？你们差点耽误了我的大事！”“什么事情那么要紧？”家人疑惑道。 要解开这个谜，得先知道韦杰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这辈子，最在乎的就两样东西：一个是国家的安危，另一个是手下兵的清白。 说他心里装着国家，那可不是空话。建国后，他当上了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组织上给他配了辆“红旗”轿车。可那车老旧，百公里耗油27升，是个“油老虎”。韦杰心疼国家的油，硬是换了辆省油的日产“达特桑”旧车。后来省委书记赵紫阳看见了，觉得太寒酸，特批了辆奔驰250给他。这车他宝贝着，可平时不怎么开，出门还是坐那辆旧车。他总说：“国家还困难，能省就省，把钱用在刀刃上。” 等他去世后，家人整理遗物，夫人郭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辆奔驰车的钥匙交还给军区。她说：“这是组织配给老韦的，他不在了，我们不能占国家的便宜。” 一个连公家配的奔驰车都不肯多用一天的人，心里能有什么“大事”？那事，得追溯到三十多年前朝鲜战场的烽火硝烟里。 那是一道刻在他心上三十多年的伤疤，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他麾下的60军180师，几乎全军覆没。 1951年5月，第五次战役后期，志愿军因战线过长、补给断绝，被迫全线后撤。180师接到的命令是掩护主力转移，在北汉江南岸死守，迟滞敌人。这本就是个九死一生的任务，更要命的是，战场情况瞬息万变。 由于通讯不畅，指挥系统一度失联，180师错过了最佳的撤退时机。当他们准备渡江时，美军机械化部队已经穿插到位，切断了他们的退路。与此同时，友邻部队在未提前通报的情况下突然撤离，导致180师侧翼完全暴露。 就这样，180师陷入了三面受敌、背水作战的绝境。上万名战士，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与数倍于己的敌人血战了数个昼夜。 师长郑其贵在突围前，含泪下达了最后一个命令：各自为战，分散突围。这个决定在当时是无奈之举，却在战后引来了巨大的争议。最终，180师大部牺牲、被俘，只有不到4000人突出重围。 180师的失利，成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最惨痛的损失之一。消息传回国内，举国震惊。一时间，指责和非议铺天盖地而来。有的说师领导贪生怕死，指挥失当；有的说战士们政治动摇，一触即溃。甚至有传言说，彭德怀总司令震怒之下，要枪毙60军军长韦杰。 这些传言像刀子一样，一刀刀剜在韦杰心上。他知道，180师的战士们是好样的，他们是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用生命完成了掩护任务。把所有的板子都打在180师屁股上，不公道！ 多年后，毛主席也曾对韦杰说：“180师的事，各级都有责任。是上上下下的许多错觉和各种因素凑合在一块所造成的。” 话虽如此，但“罪人”的帽子，还是被牢牢扣在了180师头上。作为60军的军长，韦杰觉得，自己有责任为这支英雄的部队正名，有责任把历史的真相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 这就是他病床上念兹在兹的“大事”。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韦杰将军忍着巨大的病痛，将秘书江克均叫到床前。他要口述，把当年那场战役的前因后果，一点点梳理清楚。 据江克均回忆，那时的韦杰身体极度虚弱，但思路却异常清晰，记忆力惊人。“当年哪个干部的名字，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某次会议的内容，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整整一个星期，病房成了韦杰将军的最后一个战场。他拼尽全力，将自己对180师失利的7点反思，完整地口述下来。 他认为，造成惨败的外部原因有五个：1.战役目标定得太大，超出了志愿军的作战能力，导致战线拉得过长。2.通讯联络没保障，指挥经常中断，情报无法及时上传下达。3.后勤保障能力差，战士们只能携带7天的粮弹，打光了就只能饿肚子。4.兵力部署分散，各级都没有预备队，一旦被突破就无法有效支援。5.与友邻协同失调，180师的侧翼被暴露给了敌人。 而180师自身的原因，他总结了两条：1.未能选择有利的阻击阵地，背水作战，犯了兵家大忌。2.师主要领导在危急关头确实出现了慌乱，指挥存在失当之处。 但他反复强调：“该师被围后，广大干部战士表现是好的……奋战到底，不怕牺牲！” 这份数万字的回顾，耗尽了韦杰将军最后的心血。稿子整理出来后，他还没来得及寄出，就与世长辞了。 1987年2月3日，韦杰将军病逝，享年73岁。 遵照他的遗嘱，夫人郭毅将这份题为《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第180师遭受严重损失原因的回顾》的文稿，郑重地寄给了中央。她在信中写道： “韦杰同志晚年有一个迫切的心愿，他认为，这对我军在今后的战争中实施正确的作战指导是很有必要的，遵照韦杰同志生前嘱托，现将此稿寄出，仅供研究参考。” 直到这时，家人才恍然大悟。原来，父亲临终前拼了命也要完成的“大事”，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那些牺牲在异国他乡的战友，为了那段不该被误解的历史，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份血泪写就的教训。